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45 名罪成被告周二（19 日）判刑，其中被指為初選主謀的戴耀廷判囚 10 年，其餘 44 人判囚 4 年 2 個月至 7 年 9 個月。其中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在其求情陳詞時提出，本案是串謀定罪，認為《國安法》下顛覆罪的刑期分級並不適用； 控方則提倡，《國安法》最低刑期適用，又認為判刑時需參考內地法律。
三名指定法官部分接納辯方立場，在判刑理由指，本案被告面對的是串謀控罪，《國安法》第 22 條下刑期分級有參考價值，但非完全適用；又引「呂世瑜」及「馬俊文」案指，《國安法》立法原意為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及互補，法庭在判刑時應同時考慮《國安法》及普通法原則，不應依賴內地判刑例子。
綜觀多名被告判刑理由，其中除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及鍾錦麟 4 人被指屬「首要分子」外，其餘 40 人被歸類為「積極參加」者，但未受《國安法》22 條的刑期下限影響， 區諾軒、趙家賢及鍾錦麟 3 人因認罪、作供等因素減刑後，分別判囚 6 年 1 個月至 7 年，跌出「首要分子」10 年的刑期下限。
主稿｜港首宗顛覆案判刑 戴耀廷囚10年 官裁4人屬首要分子、三級罰則不完全適用
判刑理由：《國安法》下刑期分級非完全適用
長達 82 頁的英文判刑理由中，三名指定法官首先處理數項判刑相關的法律爭議，其中第一項為《國安法》第 22 條，即「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分級，是否適用於本案。
判刑理由指，曾有多名被告爭議《國安法》第 22 條下的刑期分級不適用於本案，並認為被告干犯的罪行，屬《刑事罪行條例》159A 及 159 C 下的串謀罪，而串謀罪行與實質罪行，即《國安法》下顛覆政權罪的犯罪行為、犯罪意圖均有不同。
判刑理由引述有辯方律師提出，法庭應根據《刑事罪行條例》159C（1）（a）及（4）判刑，以符合香港一貫判刑原則及英國案例已訂立原則。
理由引述控方反駁，串謀等罪行在 1983 年修例，立法目的明顯是為了讓企圖、串謀及煽動等「初步罪行」，可判處與實質罪行相同的刑罰；修訂後的《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90 條亦訂明，任何人如干犯串謀罪，可以判處與該實質罪行相同的最高刑罰；至1996 年，普通法串謀罪在《刑事罪行（修訂）條例》下訂為成文法，當年提交予立法局時，當局表明是為了讓串謀罪行可與實質罪行看齊。
但三位法官認為，在控方引述的法例中，均只提及串謀罪行的刑罰上限應與實質罪行看齊，未有提及刑罰下限。
法庭認為，在考慮相關典據後，由於本案被告只面對一項串謀控罪，《國安法》 22 條的刑期分級並不完全適用，但有參考價值。
國安法 22 條沒提及串謀顛覆罪行
判刑理由又提到，《國安法》第 22 條並無提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第 23 條則明確提及顛覆政權的其他協從罪行（accessory offence），包括煽動、協助、教唆等；第 30 條則為與外國或境外機構串謀顛覆等，訂立更嚴厲的處罰。
法庭認為，《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 條的條文具體、清晰，雖然僅提及刑罰上限、未有提及下限，但這無阻法庭參考立法機關對罪行嚴重性的看法。
控方稱可參考 23 條推斷國安法原意
判刑理由：邏輯而言難以成立
判刑理由提到，控方曾經提出，於本案後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俗稱 23 條）第 109 條訂明，「如任何人被裁定串謀犯任何《香港國安法》所訂罪行，即…關於該項國安法罪行的罰則的條文，亦適用於該項串謀犯罪的罰則」，可用作推斷《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不過法官拒絕接納，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 2024 年訂立的本地法律，而《國安法》是 2020 年訂立的全國性法律，「就邏輯而言，難以明白一條本地法例如何能用以推論全國人大的立法原意」；又指當局明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無追溯力，故第 109 條對本案無特別幫助。
理由：須同時考慮國安法與普通法原則判刑
判詞理由指，終審法院在「呂世瑜案」中訂明，除非本地法例與《國安法》有不一致之處，即適用《國安法》規定，否則《國安法》是為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及互補；而為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法庭在運用本地判刑原則時，必須結合《國安法》下相關判刑條文。
理由又引「馬俊文案」指，《國安法》沒有界定如何把案件分類為「情節嚴重」或「情節較輕」，但基於上述的《國安法》立法原意，判刑時應同時考慮《國安法》及普通法原則，包括考慮犯案者的行為、所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不應依賴內地判刑例子。
不接納本案屬較其他顛覆罪輕微
判刑理由又引述部分被告認為，《國安法》第 22 條顛覆罪，其中第 22 條第（1）及 （2）款分別針對「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和「推翻…政權機關」，性質屬最嚴重的，反之第（4）款僅針對「攻擊、破壞…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相對較輕微，認為第 22 條下 4 款嚴重性屬遞減關係；亦有人認為本案第 (3) 款控罪「嚴重干擾、阻撓…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屬 4 款之中最輕微，
但說法不獲法官接納。判刑理由羅列反對原因，包括第一，22 條下 4 款行為均採用同樣的刑罰；第二，法庭認為如果嚴重性是按遞減排列，這樣很難理解為何部分律師認為第 22（3）條最輕微；第三，法庭認為比較 4 款行為的嚴重性並無太大幫助，因罪行的嚴重性還要根據很多因素決定，包括是策劃的程度、使用的方法、攻擊次數與程度，牽涉人數、可能出現的傷害性、以及實質結果等。
控辯指可考慮「揭發犯罪」條文從輕處罰
判刑理由沒提及
至於求情階段控辯均提出，部分被告以從犯證人身分作供，可根據《國安法》33（3）條，即「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 ，從輕、減輕處罰。最終在判刑理由未見有引用《國安法》33 條，主要根據普通法原則作相關扣減。
HCCC69/2022、HCCC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