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係野人……瞓呢度呀野人囉」，阮文山坐在公園一張「單人床」上冷笑嘆道，手拿着露宿者服務傳單。
越南籍的阿山今年 68 歲。在通州街露宿者案中，他說遭警員襲擊及砸爛家當，之後又捲入另一藏毒案，罪成判囚。他 10 月底出獄，第一件事是重回公園落腳。
阿山說，已流落街頭逾 20 年。他與記者談起身世，原來背後有個難民家庭被拆散的故事。
住過難民營、流落街頭，做過紮鐵，為有份建地鐵站而自豪，阿山在港漂流四十載，至今都不是永久居民，他說喜歡香港多過越南，但說不清哪裡是「家」。
棲身公園的中央涼亭，阿山身邊幾位街友都是越南籍，聽他說越南難民的故事，記者發現原來他不是孤例。數十年前發生，早已被遺忘的那些事，如何導致今天的社會問題？
8 警案（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發生，故又稱通州街公園案）中，有兩名露宿者事主阮文山及黎民十，控方指他們被警員屈藏毒、襲擊及砸爛家當，最終 6 名警員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成，但與涉嫌襲擊、砸爛阮文山家當相關的兩名警員則獲裁無罪（見報道）。
黎民十在 4 年前就涉藏毒罪還押期間，被發現疑在地面以褲纏頸，證實死亡，終年 54 歲。死因庭裁定他「死於自殺」（見報道）。阿山則捲入另一藏毒案，罪成判囚，今年 10 月 30 日獲釋。
重返公園
出獄後，阿山的落腳處仍是案發的通州街公園，「我無地方去呀嘛」。
事隔 4 年，昔日棲息處由一人一個帳篷、有個人空間的「蝸居」，換成沒遮掩的中央涼亭「8 人房」。裡面有 8 張「單人床」，旁邊都住越南人。「舊居」則已禁止露宿，街友只好遷入涼亭。鄰居見阿山回來，彼此以越南語問候。
初回來，阿山的床位對正涼亭入口，床褥半塌，以球衣充當枕頭套；用膠箱當衣櫃，床褥則既是睡床、飯桌，也是儲物櫃，義工和鄰居凡遞物資，一概擱在床上。
數天之後記者再次拜訪，阿山移遷涼亭內部。他在樑柱之間以繩掛布充當窗簾，使「無掩雞籠」變得神秘，不過較先前悶焗，氣溫 20 餘度之下，阿山大汗淋漓，但勝在有遮掩，不至一舉一動被外界收入眼簾。
是否習慣新居？阿山苦笑，「無地方呀，一定要慣㗎啦」。
來自越南的廣西
這個無家者的棲身之地，2020 年引來警方兩度掃蕩。8 警案的控方證人指，公園是「毒品黑點」，一名蘇姓督察供稱「知悉有越南籍人士」在公園內吸毒或販毒。
社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陳仲賢說，公園內約有 70 至 80 名露宿者，當中有約兩至三成是越南人，多為昔日在越南難民潮來港，其後因有案底而滯留在港。
阿山的家鄉是「Quảng Tây」，中文是「廣西」，位於北越，與首都河內距大概 1 小時車程。他的老友阿十是住在另一條村的同鄉，二人的家距 15 分鐘車程，不過來港後露宿才相識。
兩人皆是乘難民潮來港，原因得由 1945 年談起。
二戰後，越共總理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未幾法國扶殖另一勢力「保大帝」，雙方爆發戰爭，越南以南北分治。後來美國支持南越，與北越開戰。至 1975 年，北越統一全國。1979 年，中越戰爭爆發。
戰亂四起，香港同年在國際公約下被列為「第一收容港」，收容逃離越南的難民。
阿山的祖父輩曾替法國政府當兵，但因國家變天由越共執政，家人受背景牽連，一家不能再入政府工作，又被監察，「我哋睇政府咁樣對我哋，即係唔係關心我哋呀，有啲針對……」。
1982 年，一家七口決意偷渡來港，計劃日後移居英國。那一年，阿山 26 歲。
阿山記得，當年越南碼頭戒備處處，市民也會舉報逃亡者，他們步步驚心，為避耳目要摸黑躲藏家鄉附近小島，再悄悄登船。登船者除了他們，還有鄰村 3 人，都只帶少量身外物，「米同埋油，同埋水，就走得㗎喇，同埋少少糧食囉，走得㗎喇」。
成功出海，又怕驚濤駭浪怕打風怕沉船，數十年之後提起仍心有餘悸，「喺大海度，驚，好驚好驚……唉」。
越南與香港相距約 1,100 多公里，現今飛機最快 2 小時許到達，但當年循水路得用上 4 天。他們好不容易抵達香港水域，但船未泊岸就被截獲，眾人被送往北啟德難民營。
難民營的南北越衝突
抵港那年，身為長子的阿山要外出工作，養活家人。日入而休，也是由他買餸讓家人煮飯，他說起仍帶笑意，讚胞妹「好識煮飯」，一家人尚算快活。
不過一場難民營衝突改變了他們的命途。來自北越和南越的難民時有衝突，阿山因年輕衝動、捱義氣，隨大隊大打了一場。
「南越呀，好憎北越㗎」，阿山說當時營內氣氛緊張，不時「你講我，我講你」，「講唔啱聽、大聲呢，跟住爭啖氣就衝突……」他說那一次，南越人「話我哋共產，又話我哋贏咗點解要走？唔使走返嚟」，「大家衝突，就係呢句，就係呢句」。
「受唔到，我哋受唔到呀嘛……聽一聽，受唔到刺激，跟住兩邊就攞起嘢嚟打」。阿山語氣理直氣壯，卻又搖頭嘆息，「佢打你嗰陣，我就要幫㗎啦！係咪先？當然要幫一幫……呀！佢哋打埋我」，他執棍反擊，有人投石擲樽。
阿山憶述時，雙手亦做出揮棍、投擲的動作，雙眼不時瞪大。衝突最後由警察到場制止，拘捕多人，阿山因而留下案底。
翻查昔日報章，越南難民營時有騷亂。1982 年 5 月初，北啟德難民營發生持續 3 晚，由南、北越人衝突引發的嚴重騷動——「北啟德難民營騷亂案」。據案情當時營內有 7,500 名難民居住，參與騷亂者達 1,500 人。事後共 90 名越南難民被捕並遭起訴，年紀最小僅 13 歲，罪成者最高囚 18 個月。
有法官指，港府對越南難民給予福利及暫時安定的生活，「而越南難民在香港是作客身份，實不應藐視法紀，恩將仇報」。事後政府增設禁閉營，分隔南、北越人。
遺港青年
1991 年，家人獲批往英國，獨缺留有案底的阿山。他孑身留港，反應最大是父親，「我老豆呀，成日詐型我，即係有案底……話我過唔到去，同佢一齊喺嗰邊，唉」。
多年過後，阿山說起這事仍多次搖頭嘆息，「無辦法㗎」、「無計㗎」。為讓老父安心，阿山反過來安慰對方：「喺香港呢度，我都搵到嘢做，搵到好多，唔使擔心我嘅」。
越戰、難民營的大時代背景，令阿山以難民身分漂泊半生，「滯留」香港。
二戰後的半個世紀，高達 20 萬越南船民抵港。入境處指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尚有 12 名越南難民及 16 名越南船民因不同原因，例如在囚而留港。
阿山憶述，家人最後一次齊齊整整吃飯，有雞、魚、蝦，史無前例的豐盛，但餐桌上只得老父敢開口，一開口就是責難，「就鬧我，唉……喺嗰邊呢就爭一個（指阿山），唉……就爭一個」。
後來阮父嘗試替阿山擔保、接他過岸，但久沒消息，為此曾追問英方，「點解我個仔未返嚟……年幾兩年喇，都唔見佢返嚟」，惟苦無回音，不了了之。
吃過最後晚餐，家人翌日就起飛。阿山與他們乘的士由北啟德難民營到啟德機場，路程短得不曾跳錶。他跟父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保證「我呀，識照顧自己㗎喇」。想起在閘口望父母最後一眼，阿山眉頭深皺，用手抓住心口嘆息：「好悶（難受）……」
他目送一架又一架飛機起飛，慢慢遠去、消失，止不住兩行淚，「而家唔見咗呀，幾時返嚟呀……」。念及家人，阿山低吟「唔知佢哋做緊乜嘢，睇唔到佢哋返工返學，又見唔到……呢度我自己照顧自己。」
自豪有份建地鐵
孤身在港的阿山只好振作，「一定要有一份工做」，又說後生有氣有力不怕捱。
問他做過甚麼工作，阿山立即眉開眼笑，開籠雀般訴說有份興建地鐵港島沿線隧道和地鐵站，柴灣、銅鑼灣、金鐘統統都有份，由弄鬆地台，一直說到砌高天花。
他說事後偕工友見證開幕，說得興起，從床位跳起，手舞足蹈示範如何「落石屎」、紮鐵。師承何處？他耍手擰頭，「睇一陣就做到㗎啦」。
之後他又做過工廠、鋪地板、拆板、塗油漆、掘電線，都是粗活，一做就十多年。
來港 15 年，阿山終在 1997 年取得非永久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卻感到「愈來愈疲倦」，最先是膊頭疼痛，「做過重嘢，又好大年紀，就唔得㗎喇，就有感覺㗎喇」。勞損卻又難轉行，做侍應又不識字寫單，做廚房又難抵酷熱。
他說曾領綜援，但一有能力就工作，被查到有收入後就收回，最後因失業交不起租，唯有露宿。
流落街頭第一天，他說「感覺好似乞衣咁」，心情「好悶」，怕捱不過一晚。於是他在公園找露宿長者老人家相伴，聊天再睡。阿山嘆道，「環境強逼呀，無辦法唔慣……你都要接受㗎啦」。
「我覺得野人呀！」
時日過去，阿山漸適應露宿，結交街友，更開始「家居佈置」，在公園擺放家當、裝飾。
社協陳仲賢曾說，阿山會用水樽替昌新里天橋上花槽澆花，用心打理橋上的植物，又形容阿山的廣東話流利，很願意表達意見、出席行動、與政府部門開會，是少見不怕政府官員的露宿者，又指他為人正面，行事光明磊落。
不過在 2020 年，阿山纏上兩宗刑事案。他是「通州街露宿者案」事主，之後成為了控方證人，指證警員拳打腳踢、砸爛他的豉油、米缸等，但法官最後不接納他的證供。他另涉販毒案被裁定罪成，判囚 5 年 7 個月。
獲釋之後，社協和阿山舉辦記者會，他堅持遭警員襲擊，至於販毒案，他說已向投訴警察課投訴。他說在香港多年，最讓他氣極就是此案，每次見面都追問記者「我單案點呀？」
即使有這些遭遇，問起他喜歡香港抑或越南，阿山也立即說「香港呀！梗係鍾意香港啦」，「有自由，有人權呀嘛……人權、自由，最矜貴喇」。來港至今最開心的事，阿山說是上班、賺錢、出街吃飯、添衣、去玩，「即係當香港人一樣咁生活……」。
縱然居港多年，阿山現仍非香港永久居民。問他覺得自己是越南人還是香港人，他笑著自嘲：「我覺得野人呀！……瞓呢度，野人囉」。
不敢聯絡 家人在心
沒有身分的無家者如何看待「家」？
「我家鄉喺（越南）廣西」，阿山說那地以前落後，但地方大、「落街好舒服」，沒高樓大廈噴出的冷氣機熱氣，沒工廠煙囪排出的陣陣濃煙，放眼望去盡是綠田園，日子舒服自在。只是數年前回鄉，田園家鄉已變插滿高樓的小都市，彷如隔世。
在香港，阿山也曾有「家」。他有過兩段婚姻，在難民營結識首任妻子，但當年他因衝突入獄時，對方跟他離婚。至於第二任妻子，他不願提為何分開，只說對方一知悉他露宿街頭，便不准女兒和他聯絡，「我個女而家都 40 幾歲囉……」。
想上公屋，對阿山而言除了是有一處安樂窩，更重要是為了和家人聯繫。
家人身在英國，阿山一開始說遺失地址、電話的記事簿，沒法聯繫；第二次探訪，他避談稱其實已久沒聯絡。直至第三次探訪，他終於鬆口，說不想家人知道再入獄，故不願聯絡。出獄後也因不想家人問起現況、知悉他「瞓街」，遂沒聯絡。
阿山對事多表現淡然，有次記者隨阿山用飯券換燒味飯，最後因沽清空手而回。這夜無飯吃，阿山亦只道「好平常」；在庭上重遇涉襲擊自己的警察，又是一句「好平常」。唯獨談到無身份證、未有公屋，他總是耿耿於懷。
記者也曾問過，會否視公園為家？他答「公園係公園」。無家，是由與家人分離而起，也可能是兩案發生的遠因。
阿山坦言掛念家人，目前最大的願望是能夠上公屋，再與家人聯絡。
公道之外
出獄之後，阿山馬上聯絡社協的吳衛東。吳表示，由於阿山滯港期間，未有連續 7 年無案底（在囚視為非合法居留），故未能成為永久居民，一直不合資格上公屋。但阿山在獄中獲社署職員探望，指他已可抽選公屋、着出獄後聯絡。
一直協助阿山的陳仲賢表示，阿山正獲社福機構協助申請上公屋。但他指出，可上公屋的越南難民為數不多，其中大多在通州街公園的越南難民，雖然希望申請公屋但因無永居身分，即使「滯港」多年，亦難證已住滿 7 年。
要幫助越南難民，陳仲賢認為，他們最需要是獲核實難民身分，但這方面未能獲援助。他解釋，因越南難民多數是偷渡來港，亦不諳程序，不知道要到入境處申請，同時亦只懂越南語，建議可多增加資源，安排翻譯協助。
近年法庭處理的案件揭示，露宿者作為社會底層，在遭遇剝削時連自己的財產都未必能夠保護（還有露宿者遭清家當向政府索償案，見報道）。這些問題固然值得關注，但除了怎樣支援、關注他們如何取回公道，或者更需要做的是，了解他們流落街頭背後的原因與故事。
社署回覆表示，露宿是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範疇。各部門及地區單位一直支援露宿者。截至今年 10 月底，2024 至 2025 年的露宿者錄得 606 人。
記者／Kaitlyn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