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指串謀在《國安法》前形成
在公訴書上，控罪時間是由 2020 年 7 月 1 日（即《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的翌日）起，至各被告就本案被捕當日為止。不過控方指涉案的串謀早於同年 1 月，一場由戴耀廷、區諾軒、李永達、李卓人及黃浩銘出席的飯局上形成，其後不斷擴大，即各被告在不同時間點加入。
法官曾質疑控方提出的時間點，指根據區諾軒的證供，他在該場飯局一心為民主派爭取更多立會議席，才答應參與協調；至於運用否決權一事，按庭上證供，亦是直至同年 5 月的新東第二次協調會議之後，才成為重要議題。不過控方堅持串謀始於 1 月飯局的立場。
各被告何時加入串謀？
控方亦以書面呈交指稱各被告加入串謀的時間點，庭上未有讀出。但法官以鄭達鴻為例，透露控方指稱鄭加入串謀的首兩個日期，分別為 2020 年 3 月 25 日的公民黨記者會，以及翌日的港島首次協調會議。
但法官質疑按庭上證供，該次會議沒就運用否決權一事達成決定；主控周天行則答，仍有另外 7 個替代日子。換言之，控方就鄭加入串謀的時間點，合共提供了 9 個日期。
辯方就此提出反對。其中鄒家成的代表大狀陳世傑指出，控方提出「一堆日子」（alternative dates）供法官選擇，做法是不可接受，認為控方需就各被告加入的時間點有清晰的立場，而非提供「Plan A 至 Plan Z」的選項。
控方在審訊期間亦確認，將觀塘區議會前主席蔡澤鴻、「民主動力」總幹事黎敬輝以及公民黨郭榮鏗視為共謀者。該 3 人都沒有被控。
在《國安法》前的言行可否呈堂？
控方提出雖然《國安法》沒追溯力，但各被告在該法律實施前（即控罪時間之前）的言行，是構建串謀的基礎；又指該串謀具有違法的「共同目的」，而且各人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持續進行。
控方引用不少在《國安法》前發生的事為證據，例如由區諾軒、趙家賢等從犯證人供述的各區協調會議過程、〈墨落無悔〉聲明在網上出現的經過等等，以證明串謀的內容、各被告的參與程度等等。
黎敬輝筆記等傳聞證據 又可否呈堂？
而就案中的「傳聞證據」，例如黎敬輝出席協調會議時所作的筆記，控方引「共謀者原則」欲將它們呈堂，用作指證各被告的參與程度。辯方則反對，指《國安法》前的言行不可能違法，故按照案例，相關的傳聞證據不能按「共謀者原則」呈堂。
傳聞證據一般在刑事審訊中是不可呈堂（法律 101 文章），但有例外情況。在本案中，若控方成功引用「共謀者原則」，相關傳聞證據就會變成可呈堂，即控方可依賴當中的內容（例如黎敬輝筆記指被告在會議上說過某些話），用作指證被告。
法官最後裁定，《國安法》前的傳聞證據不能按「共謀者原則」呈堂，即只可用作證明有對話、行為曾經發生，但不可依賴當中的內容。至於《國安法》後的傳聞證據，則可按「共謀者原則」呈堂。不過法官同時指出，若控方想推論被告的思想狀態，區諾軒等人的供詞已是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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