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顯示

控方指控被告參與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濫用立法會議員職權的謀劃，其第一步是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藉以對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不論內容利弊，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庭上大多演繹為無差別否決預算案。 辯方爭議在《基本法》下，立法會有權審核政府預算，並沒限制議員如何運用權力，故即使控方能證明被告協議無差別否決預算案，都不可能屬於濫權，遑論是顛覆政權。 馬維騉：沒禁止議員不顧優劣否決預算 代表陳志全的大狀馬維騉在結案時指，法律的重要基本原則是，人們可以做任何事，除非受到明令禁止，至少在刑事法方面如是。 馬續指，雖然有規則監管立法會議員的行為及履行職責，但從無禁止議員否決任何議案，包括不顧優劣地否決政府預算，並一再指出《基本法》、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和程序均沒明令禁止這行為。 關文渭：若有考慮「五大訴求」不能說沒審核 李予信的代表大狀關文渭，在辯方聯合陳詞時指，控方的基礎是若議員憑在預算案內容以外的原因作出否決，就屬於非法，因為這樣就是不論內容利弊，均不予區別地拒絕通過。但關反駁指，《基本法》並沒訂明議員審核時可以或不可以考慮的事情。 法官質疑，但《基本法》有指明議員必須審核。關指，本案有壓倒性的證據，指出被告有意圖以此逼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而若果被告是審核了預算，並基於當中的內容沒有回應「五大訴求」而最後作出否決，就履行了職責，不能指控他們沒有審核。 Trevor Beel：濫用了甚麼權力？ 代表何桂藍的大狀 Trevor Beel 則指，《基本法》第 73 條賦權立法會審核、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但沒有指明議員的職責；該條文亦沒限制立法會如何運用該權力。 Beel 反問，當議員有權投票或不投票，控方可指控他們濫用了甚麼權力？又指並沒任何規則限制議員如何投票，認為這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Beel 又質疑，怎樣才算審核，實難以判斷，例如議員可否基於他認為在程序上不可能盡責地審核，而否決預算？ Beel 指議員有否妥當地履行職責，不是由法庭判斷，議員最終是要對選民負責。Beel 續指，控方指控所依賴的事實，在任何其他普通法地區，都不會構成顛覆罪，只會被視為政治議題。法庭需按普通法原則裁決，而不是政治考慮。 回到控罪分析報道（1）「非法手段」定義為何？應否以普通法原則詮釋條文？（3）特首解散立法會、政府運作癱瘓　在《基本法》機制下會否及如何發生？（4）各被告何時加入串謀？可否以《國安法》前的言行舉證？ 47人案報道一覽47人案追蹤專頁

控方指控各被告的一連串行為，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下的「非法手段」；而「非法手段」不一定涉及武力，亦有兩個層面，其一是違反刑事罪行，另一層面是濫用職權。 辯方在中段陳詞（法律 101 文章）及結案陳詞反駁，就「非法手段」的定義提出數項爭議，包括指必須與武力有關，故不適用於各被告的行為。辯方亦爭議，控方沒法證明串謀罪的元素，從而挑戰控罪的法律基礎。 沈士文：「非法手段」沒明確定義 代表林卓廷、黃碧雲的大狀沈士文提出，直至本地《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3AA 條「對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提述」訂立之前，「非法手段」的定義在法律上處於「真空」狀態。而第 3AA 條是至 2021 年 5 月（本案控罪時間後）才生效，故對本案沒追溯力。 翻查條文，第 3AA 條的 (3)(f)(i) 至 (iii)，訂明「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意圖以此逼使特首下台及推翻政府等行為，不屬擁護《基本法》。 主控萬德豪反駁指，第 3AA 條是將已有的定義訂為法例，但涉案行為此前已受法律規管；又指被告串謀藉否決預算案作為談判籌碼，逼使政府妥協，從常識而言不會是合法。 關文渭引普通法原則詮釋指「非法手段」須涉武力 李予信的代表大狀關文渭，在辯方聯合陳詞時指，控罪條文寫法是「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而參考終審法院索帶案應該引用「同類原則」，承接前段脈絡詮釋，「其他非法手段」必須與武力，即物理上的強逼或脅逼有關。 控方反對，指如果「其他非法手段」只限與武力有關，會收窄立法原意；又指當今社會可藉社交媒體散播謠言、操縱人民，危及國家安全，不一定涉及武力。 法官質疑辯方，指假如某人的作為帶有顛覆意圖，但不涉武力，例如以電腦病毒攻擊政府系統導致無法運作，仍不會干犯顛覆罪？關文渭同意，指該人或干犯「恐怖活動」罪，而不是顛覆罪；又稱「顛覆」意指推翻政權、系統，很難透過武力、威脅用武力以外的方式達成。 法官亦問及「同類原則」是普通法的詮釋方法，但《國安法》是由中央制訂，辯方何以認為該原則適用。關引「莊豐源案」為例，指終院已確立以普通法原則解釋《基本法》。 關又引終院在「呂世瑜案」指出，詮釋《國安法》時可參考全國性國安法律，但指《中國刑法》中的顛覆政權罪，並沒列出具體行為；關指正因如此，更顯得《國安法》中的「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字句，有其用意。 反對控方指控被告涉公職失當 控方在第 59 天審訊，在法官追問下首次確認，指控各被告在《國安法》生效前，已涉嫌觸犯「公職行為失當」罪。而在結案陳詞時，控方再總結指「非法手段」有兩個層面，除公職失當外，亦涉「濫用職權」，後者不必然涉及刑事罪行。辯方均予反駁。 沈士文回應指，「公職行為失當」罪與顛覆罪是完全不同，亦不相關；又指若控方一早提出，辯方就需以此為基礎抗辯，但控方沒有這樣做，而是在審訊逾 50 天後才提出，做法對辯方極其不公。 法官亦指出，控方在書面陳詞亦沒有提及公職失當的指控，只是在口頭答問時確認，而同案認罪被告的承認案情，都沒有提及這一點。 代表何桂藍的大狀 Trevor Beel 在結案陳詞指，控方在審訊期間才提出公職失當的指控，但早在開審前已說不會傳召相關證人葉劉淑儀作供；又指辯方亦希望能傳召專家證人，但法庭不會接納再提出爭議，故同樣地，亦不應接納控方所提出的公職失當指控。 馬維騉反駁控方指濫權屬「非法手段」 辯方亦反對控方指「非法手段」包含「濫用職權」。代表陳志全的大狀馬維騉舉例，若有大律師違反《行為守則》，例如沒有指出辯方案情，至多是瀆職、失職，但若說該大律師的行為是「非法」，就會太牽強。馬又指，「失職」在本質上不構成「非法」。 馬維騉提出，控方指控被告違反《基本法》訂明的職責，但失職本身不足以構成「非法」；控方當然亦可指控被告的作為旨在顛覆，但若是這樣，控方就必須證明被告的意圖，不止是否決預算案，而是有意圖顛覆政權。 Trevor Beel：「非法手段」必指刑罪行為 Beel 亦反駁控方，指「非法手段」必然是指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行為，稱如按控方所指不必然涉及刑罪，會導致法例蒙上不確定性，有違普通法或法治，出現「你犯的罪就是沒有犯罪」（you have committed a crime by not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