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 2019 年 12 月以涉嫌「洗黑錢」罪為由，拘捕與「星火同盟」相關的 3 男 1 女。其中一名現年 21 歲男子，其後被落案起訴，指他利用銀行戶口洗黑錢，涉款逾 63 萬元，案件周一（25 日）在區院踏入第八日審訊。
辯方覆問指，被告有朋友被捕後受「星火」援助，這與他成為「星火」義工有沒有關係？被告稱「我知道佢收返嚟嘅捐款真係幫緊求助人，我相信呢個組織嘅運作」。
暫委法官高偉雄另問及「係咪唔會理會佢哋（求助人）係咪實質參與非法集結」？被告強調他們為「被捕人士」，而自己不會過問詳情；又指如求助人需要租金，「星火」內部會討論是否批出，「唔會話佢哋要咩就畀咩」。案件押後至明年 1 月中作結案陳詞 ，3 月初裁決。
被告稱可分辨哪些銀行戶口支出
為與「星火」相關
暫委法官高偉雄早前裁定被告余昕鈺表證成立，余選擇作供，周一（25 日）接受辯方大狀藍凱欣的覆問。辯方問，被告早前指就其個人銀行帳戶，除了「星火」以外，其他支出為自用、給予親戚朋友及「冇印象」；余解釋即使「冇印象」，但可憑金額推測，例如某次金額大，「應該都係（畀）求助人」。
辯方續問，可以如何核對當中哪些交易是「星火」相關、哪些是自用？余指，按當時銀行的月結單、商戶名稱，便可以分辨，並指自己消費的商戶與「星火」相關消費的商戶不同。
余早前亦提到，「星火」成員會在 Excel 表記錄求助人資料。辯方問，就「親戚朋友」的類別，如果沒有上述 Excel 表的話，可以如何辨識？余指「如果咁大額錢過畀我朋友，我自己都會有印象…如果我對人名同呢次轉帳都冇印象，我相信就係求助人」。
被告：憑款額分辨提現支出是自用或支援
辯方另外問，涉案較多為從戶口提取現金，該些款項的支出是否無法與銀行月結單核對？余指，用作支援的話會涉及大額金錢，自用的話就不會是大額，不過如沒有上述 Excel 表，便無法核對名稱及戶口，只可憑入數紙上的日期分辨哪些是求助人。
被告稱有朋友受「星火」援助
「我相信呢個組織嘅運作」
辯方提及，余早前指有些朋友因被捕或遭扣押等，獲得「星火」的援助，例如其小學師兄「阿蚊」，這些事情與他成為「星火」義工，甚至負責處理金錢交易有沒有關係？余稱，有數名在 2016 年新界東補選時認識的朋友獲援助，「我知道佢收返嚟嘅捐款真係幫緊求助人，我相信呢個組織嘅運作」。
官問是否不理受助人
有否參與非法集結
辯方覆問完結後，法官詢問，針對批出經濟援助的部分，「星火」是否只需要受助人提供保釋紙，余指會要求他們「有咩文件都 send 曬畀我哋先」。
官續問，「你係咪唔會理會佢哋係咪實質參與非法集結，係咩角色」？余強調他們為「被捕人士」，如他們不主動提及內情，自己亦不會仔細過問。
被告指提供租金須經內部討論
「唔會話佢哋（受助人）要咩就畀咩」
法官問，求助人為被捕人士或被捕人士推薦的人士只需提供單據，便可獲得援助？余指如租金的話，「星火」經內部討論後，認為有需要才會提供，「唔會話佢哋要咩就畀咩…一次性援助、保釋金同電話外，盡量唔會提供其他協助」。
法官續問，就 5,000 元的一次性援助，「星火」是否不會理會受助人如何運用金錢？余確認。法官問及，「星火」給予受助人學費的部分是否屬於「特別個案」，不會設金額上限，余亦確認，惟「我哋都驚會唔會太多，例如兩萬蚊，佢拎咗去唔係真係讀書。我哋最尾嘅結論就係直接幫佢交學費」。
在法官詢問下，余再指經濟援助的對象為被捕人士、非被捕人士及還押人士，而他們接受資助時需提供身分證。
被告作供完畢，辯方案情完結。案件將押後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作結案陳詞 ，另於 3 月 4 日作裁決。
被告被控一項洗黑錢罪
被告余昕鈺被控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指他在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12 月28 日期間，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所持帳戶的總額港幣 638,946.25 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翻查傳媒報道，「星火同盟」4 名相關人士於 2019 年被捕，包括 17 歲理大生余昕鈺、22 歲女文員雷凱貽、28 歲文員吳挻愷及 50 歲人事經理王慕雄，余昕鈺曾為九龍城區議員、律師黃國桐的前助理。
DCCC8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