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5 月，因「47 人案」還押的鄒家成，被指透過律師，寄出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信，投訴懲教署損毀，及拒絕其親友送入兩本佛學書籍。鄒與一名女律師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受審，控辯雙方周二（2 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結案陳詞。
控方陳詞重申，在涉案的公務探訪期間，兩名被告所有文件交換，均經懲教職員檢查及記錄，反映被告應知道他們未獲授權送出投訴信。
辯方則質疑《監獄條例》列明，署方必須准許在囚人士撰寫及發出投訴信，署方無權閱讀內容，懲教職員供稱檢查及批准寄信的程序，全屬傳聞證供，法庭不應予比重，更不能指被告違反指引屬違法。辯方又強調，投訴屬言論自由，法庭應予保障。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聽罷雙方陳詞，押後至 7 月 29 日裁決。期間鄒家成繼續還押，次被告續准保釋。
控方：被告知道寄投訴信需署方授權
控方高級檢控官李庭偉首先進行結案陳詞，他指出雖然辯方爭議，《監獄條例》是針對囚犯管有未經授權物品，但他重申檢控基礎是根據《監獄條例》第 18A（1）（d）條 ，即從任何囚犯帶走任何禁制物品。
主任裁判官徐綺薇關注，控方依賴甚麼證據，證明次被告胡詠斯，知道不能將申訴專員信件帶離監獄。控方則解釋，在收押所外張貼的公告，已列明需要申報，加上在公務探訪室期間，所有文件交換，均需要由懲教職員檢查及簽署確認紀錄，唯獨是兩名被告交換申訴專員信件時，沒有懲教職員在場簽署作實，因此被告應知道交換任何文件，均需要懲教署授權。
辯方：鄒家成已獲授權寄投訴信
代表鄒家成的辯方大律師譚俊傑則指出，《監獄規則》列明，懲教署須准許在囚人士寫，及發出申訴專員投訴信，在鄒家成向懲教職員索取申訴專員投訴表格，而署方提供表格的當天，他已獲得授權送出投訴信，而法例沒有定明，律師需要署方授權，才可帶信件離開監獄。
至於控方爭議，若投訴信可以循懲教署以外的其他途徑送出監獄，署方便無法確保信件必定寄給申訴專員，亦無法檢查是否有投訴以外的不當內容，出現保安漏洞。辯方重申，本案的投訴信有正確送達申訴專員，申訴專員公署亦有通知懲教署接獲投訴，若信件有非投訴的不當內容，申訴專員公署必然可以通知懲教署，在囚人士需要承受法律風險。
辯方：投訴屬言論自由、法庭應予保障
辯方又指出，《監獄條例》列明即使是律師信件，若懲教署有合理懷疑信件非真誠寄給律師，署方有權閱讀內容；但針對申訴專員投訴信，則列明署方不得閱讀，反映「法例有畀多啲空間」投訴信。
加上根據「方國珊案」，向申訴專員投訴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而據「蔡玉玲案」，若法例存在兩種合理詮釋方法，法庭應選擇保障被告行使言論自由的詮釋，因此辯方主張鄒家成已獲授權送出投訴信，並沒有觸犯本案的「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
辯方稱保安漏洞可經立法修補
代表次被告胡詠斯的資深大律師王正宇陳詞時，則強調本案的重點是涉案的投訴信，是否未經授權物品，即使導致控方所稱的保安漏洞，這些漏洞應透過修改法例改善，不能透過法庭判決修例，「唔係控方提出、法庭提出去改，法律唔改得，咁寫就係咁」。
辯方：懲教工作指引屬傳聞證供
早前作供的 4 名懲教職員，均供稱根據工作指引，申訴專員投訴信須經懲教主任進行保安檢查，確認無違禁品方可寄出。辯方質疑上述全為傳聞證供，法庭和控辯雙方，均沒機會看過工作指引，「裏面寫啲乜，字眼係乜呢？邊度搵到呢？」各方無從得知，更不知道證人對指引的詮釋是否正確。
辯方強調法庭需要根據法例判案，不能根據根本無從得知的守則判斷，法庭不應予這批證供任何比重，否則「對被告係十分之不公平」，更不能藉此指控被告違反相關指引，便是違法。
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聽罷雙方陳詞，押後至 7 月 29 日裁決，期間鄒家成繼續還押，次被告續准保釋。
兩被告同否認「將未經授權物品攜離監獄」罪
兩名被告鄒家成（26 歲，無業）及胡詠斯（30 歲，助理律師）同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即於 2023 年 5 月 2 日，在香港將一份未經授權物品攜離監獄，即一份文件。
鄒家成之前因「7.1 立會暴動案」被判囚 61 個月 15 日，目前正服刑。
WKCC4600/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