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5 月，因「47 人案」還押的鄒家成，被指未經授權下，透過律師寄出予申訴專員公署的投訴信，投訴懲教署損毀及拒絕其親友送入的兩本佛學書籍。鄒與一名女律師被裁定「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成，鄒判囚 3 日，律師罰款 1,800 元。
兩人不服提定罪上訴被駁回，鄒則獲改判罰款 1,800 元。涉案律師申請上訴至終院許可證明書，周二（14 日）在高等法院即日被駁回。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涉案律師已直接向終院再申請上訴許可，暫未排期聆訊。
爭議投訴表格是否「未經授權物品」
申請人為胡詠斯（30 歲，助理律師），由大律師關文渭、梁麗幗代表；律政司一方由高級檢控官陳穎琛代表。胡早前被裁定「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成，被判罰款 1,800 元，提定罪、刑罰上訴，被高院法官張慧玲駁回。
大律師關文渭爭議，涉事的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是否屬條例下的「未經授權物品」，認為本案涉及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
申請方指涉事信件已獲授權
涉事《監獄規則》 47（4） 條訂明，「如信件屬與指明的人的通信，監督須准許囚犯寫和發出該信件」。關指，根據《監獄規則》 1A 條，「指明的人」包括巡獄太平紳士、廉政專員，以及本案內的申訴專員，因此涉事信件已獲授權。
關舉例，一名太平紳士到監獄巡視，有囚犯欲投訴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或會趁職員不注意時，偷偷向太平紳士遞上紙條。張慧玲反問，「你有看過囚犯在他人不知情下，把信件或其他東西交給太平紳士﹐而對方有機會查看嗎？這不合理。」
關再舉例，一名囚犯私下告訴他的律師，欲投訴懲教職員或監督貪污，該律師向廉政專員報案後，廉政專員會指派職員到監獄向囚犯錄口供，可見「即使沒懲教署批准，在《規則》下仍屬獲授權」（It’s authorised by the rul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approval by the CSD）。
張慧玲指，此例子與本案情況完全不同，廉署人員收到律師投訴，到訪監獄時會向懲教署表明身分，懲教署亦知悉廉署人員到訪，與投訴或錄口供有關，「這怎麼可能不被授權？」
官：懲教署須知悉申訴文件 確保獲寄出
關重申，例子與本案相似，收件人均屬獲授權人士。惟張慧玲反駁指，在本案中助鄒家成寄出信件的上訴人，即「你的當事人不是收件人」，又指懲教署有責任確保在囚人士的申訴文件獲寄出，但在本案，職員不知道有相關文件，「他們如何確保信件能夠送達？」
張慧玲強調，不論透過郵寄或經他人轉達，懲教署同樣須知悉，「這是一個讓懲教署確保已履行職責的系統」。總括而言，她認為本案沒合理可爭辯之處，拒絕批出上訴至終院許可證明書。
官指搜查指明信件屬有法可依
胡詠斯與同案被告鄒家成（26 歲，無業），早前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即於 2023 年 5 月 2 日，在香港將一份未經授權文件攜離監獄，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鄒被判監 3 日，胡被判罰款 1,800 元。
原審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早前就本案裁決時指，《監獄規則》除確保在囚人士的基本權利，亦對在囚者的通訊和探訪安排施加規定，為了「達至有效的監獄管治，依照懲教署的內部指引，是不可或缺」，法例沒授權在囚者在署方亳不知情、未進行保安檢查下，自行寄出投訴信，否則「無疑破壞監獄保安制度」。
兩人提出定罪及刑罰上訴，高院法官張慧玲維持定罪，但改判鄒罰款 1,800 元。她指，縱使囚犯享有向申訴專員公署作出申訴的權利，懲教在批准前搜查信件是有法可依，鄒沒通知署方進行安檢，證明表格是未獲授權物品。而律師必定知情，才會在不通知懲教人員下，擅將表格帶離監獄。
HCMA35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