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之中，鄒幸彤申請由台灣學者出任辯方專家證人，為法庭講解「民主」、「極權」及全球民主化運動等等，但被法官駁回。
「專家證人」需要有甚麼專業資格？對法庭有何責任？法庭處理證人申請時，一般會考慮甚麼因素？今期「法律 101」以案件為例深入淺出介紹。
專家證人有甚麼角色？
之前一篇為大家介紹過法庭審訊會出現的 3 類證人，分別是事實證人、專家證人及品格證人。
顧名思義，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並非事實目擊者，而是基於其專業知識、技能、經驗或培訓，就特定專業領域的議題向法庭提供其分析、推理及客觀的意見。
當案件涉及的議題超出法官或陪審員的日常知識與經驗範圍時，法庭便需要專家證人的協助來理解專業領域的事實，從而作出判斷。
誰可當專家證人？
成為專家證人的資格不取決於其是否持有特定學位或頭銜，而在於其是否在相關領域，擁有公認的、足夠的專業知識、技能或經驗。最終是由法庭判斷其是否具備就特定議題提供意見的足夠資格。只要法庭信納證人擁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該人便可成為案中的專家證人。
最近在區域法院審結、涉及臥底警員潛伏三合會的案件之中，控方傳召一名警署警長作為「三合會專家證人」，解釋一些三合會術語，例如其中一名被告招攬卧底警員時稱「都係跟我『老表』三福嘅」。專家證人解釋，「老表」意思是黑幫中的「同輩」。
法官在判詞指出，考慮到警署警長長期處理相關案件的經驗和知識後，接納他以專家身分作供，解釋三合會用詞及俗稱。
不過除了是否擁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法庭在處理專家證人申請時還會考慮其他因素，例如控方或辯方擬引用專家證供的議題，對審訊是否有幫助。
在支聯會案之中，鄒幸彤申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作為辯方專家證人，為法庭講解「民主」、「極權」的定義，以及全球民主化運動的口號、手段等。法官李運騰駁回時表示，雖然尊重何明修的學歷與專長，但認為「其專長以及報告內容，對本法庭處理議題無幫助」。
專家證人的凌駕性責任
根據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規則附錄的「專家證人行為守則」，專家證人並不是任何一方的訟辯人。相對延聘者，專家證人對法庭負有首要且屬凌駕性的責任，即公正、無私及獨立地，就關乎其專長範圍的事宜地協助法院。
在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的遺產爭奪案中，陳振聰一方最初聘請了筆跡專家 Audrey Giles，以鑑定其手持的 2006 年遺囑上，龔如心與見證人簽名之真偽。然而，Giles 最後得出了對陳振聰一方極為不利的結論，指兩個簽名都是臨摹。
儘管 Giles 是由陳振聰一方聘請，她恪守專家證人對法庭的凌駕性責任，如實供述其專業判斷及意見。陳振聰一方其後申請由另一筆跡專家，作為己方專家證人。
然而，現實中專家由一方當事人選聘和付酬，這種關係難免存在潛在的偏見壓力，因此法庭在評估專家意見時，會格外審視其獨立性與客觀性。
法庭對專家證人的規範
法庭對專家證據有嚴格規範，以防止專業意見的濫用並促進審訊順暢進行。首先，任何一方若希望傳召專家證人出庭，必須事先獲得法庭的正式許可，否則或會被禁於審訊時引用專家證據。
其次，法庭可限制雙方就同一議題傳召的專家證人數目，避免因過多專家意見而產生不必要的訟費。
近年，法庭正推行「單一共聘專家」（Single joint expert）制度。即由與訟雙方共同委任一位專家證人，其費用由雙方分攤。這安排常見於人身傷亡索償及工業意外職安健案件。
一般而言，專家證人需要撰寫報告，而除非與訟方與法庭同意，否則需出庭作供。延聘專家證人的費用則因人、因案件而異。
「專家之戰」
當雙方專家證人的意見在關鍵議題上截然對立時，便會形成所謂的「專家之戰」（Battle of Experts）。
法庭不會單純因為某專家的資歷更深、名氣更大而採信其意見，而是會評估哪位專家的邏輯推論更嚴謹、假設更合理、所依據的事實基礎更牢固，同時會考量相反觀點。
在首宗《國安法》案件「唐英傑案」，被告駕駛電單車時展示寫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幟，這句標語的含義成為案件核心爭議點。
控方傳召了學者劉智鵬，他認為標語在案發時及從香港政治語境，有「將香港特區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意思。辯方兩名學者李立峯及李詠怡則主張，標語的意義開放、模糊，沒單一固定解釋，且其含義自 2016 年創設後已隨社會情境變化。
法庭最終接納了控方專家的證供，指標語「能夠」承載分裂國家的含義。判詞指，法官分析後認為，3 名專家事實上都沒爭議，標語在案發時「能夠」傳達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的目標，而辯方專家也同意「港獨」是其中一個可能與標語有關的意念。
專家證人也不限於刑事審訊。在的士司機陳輝旺第二次死因研訊，法庭就他頸椎嚴重損傷的成因，傳召了兩名專家證人。
骨科醫生梁漢邦根據陳被捕後一段時間仍能自行活動等，推斷其頸椎關節脫位是在送院後兩日才發生。但另一骨科醫生李淵粦則分析指，警員林偉榮以手臂環箍陳的頸部並將陳提起、旋轉的動作，很大機會當時已造成陳的頸椎損傷。
死因裁判官引導時指，陪審員需仔細審視兩位專家證人的醫學理據，以及其推論是否符合整體證據，從而判斷哪一方的分析更為可信。若無法肯定頸傷是由林偉榮的行為導致，便不需考慮「非法被殺」的可能性。陪審團最終以 4 比 1 裁定陳「非法被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