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47 人案」服刑的鄒家成被指 2023 年未經授權下，透過律師寄出予申訴專員公署的投訴信，投訴懲教署損毀及拒絕其親友送入佛學書籍。鄒與律師被裁定「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成，鄒被判囚 3 日，律師罰款 1,800 元。律師不服定罪申終極上訴，案件周三（27 日）於終院審理，5 名法官擇日頒判詞。
上訴方指，條例容許囚犯發信予「指明人士」 ，當中包括申訴專員，屬強制性質，而且不限於郵寄方式。當第三方人士、即上訴人協助發出信件時，在條例下同屬獲授權，故並無違例。律政司一方則指，囚犯希望由他人帶走信件，須先獲批准及經檢查，不可秘密地寄出，否則制度容易被人濫用，亦難以維持監獄秩序。
上訴方：署方須容許囚犯發信予「指明人士」
上訴方由大律師關文渭、梁麗幗及黃諾晞代表；答辯方律政司由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陳穎琛及檢控官鄭凱徽。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及林文瀚、非常任法官甘慕賢處理。
網上早前流傳帖文指陳穎琛，與上司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處理國安案件期間濫用公帑，陳周三離開終院時沒回應傳媒提問。（見另稿）
根據《監獄規則》第 47(4) 條，若囚犯向「指明人士」發出信件，包括行政長官、巡獄太平紳士、申訴專員等 6 類人士，監督（Superintendent）須（shall)准許囚犯填寫和發出該信件，費用由公費支付。
關文渭強調，《監獄條例》第 18(1) 條把未經授權的物品，分成「引進」及「攜離」監獄兩部分，而「引進」監獄的危險性明顯比「攜離」監獄大。
他又指，涉案投訴信是寄予申訴專員，屬條例下的「指明人士」。根據條例，監督須（shall)准許囚犯發出該信，屬「強制性（mandatory)」規定，非如律政司所指僅「指引（directory)」性質。
上訴方：發送方式不限於郵寄
法官霍兆剛關注，囚犯不能要求無限紙張及郵票寫信，囚犯每周可發出一封長度不超過 4 頁 A4 紙的信件，費用由公費支付。關指，相關限制考慮如何運用公帑，但本身監督「須」准許囚犯發出給予「指明人士」的信件，屬強制性，而發信方式不限於郵寄。
關強調，條例本身授權囚犯發信予「指明人士」，而第三方、即上訴人協助發出時，亦會同時獲授權。
張舉能：條例假設囚犯經郵遞方式寄信
首席法官張舉能質疑，條例提及郵資，可見囚犯必須從懲教署的內部郵寄系統寄出信件。
關則認為，可透過探訪人士發出信件，提到《監獄條例》第 47C 條指，若職級不低於高級懲教主任的人員覺得囚犯的信件是給予「指明人士」，須在囚犯面前開啟或搜查信件，但不得閱讀該信件。
上訴方：若囚犯寄恐嚇信會犯其他罪行
法官霍兆剛質疑，若按其說法任何人探監時，都可以在沒監督下帶走任何信件，而信件亦毋須經署方人員檢查。關指並非此意，強調條例容許署方人員搜查信件，僅不得閱讀內容，重申條例訂明「須」准許囚犯發信予「指明人士」。
至於安排會否被濫用（Floodgates），例如會否有人藉機發出危險品或恐嚇信，關重申署方人員有權搜查信件，又指如有囚犯寄恐嚇信，則屬干犯其他罪行。
律政司：由他人帶走信件須先獲批准
律政司陳穎琛指，假如凡寄給「指明人士」的信件，囚犯均毋須受署方檢查便可帶出監獄，這說法並不可接受。
陳強調，條例容許囚犯以公帑寄出信件，必須經署方郵寄系統。條例中「須」一字要整體解讀，指條例用意是當署方決定是否行使酌情權，容許囚犯寄出額外信件時，若收件人屬「指明人士」，署方必須容許寄出，以保障囚犯的投訴權利，但若希望由他人帶走信件，事前必須獲批准及經過檢查，不可秘密地寄出。
陳又指，監獄對於寄出信件有多項規定，以便及早發現罪行。若按照上訴方說法，制度會容易被人濫用，例如向外通風報信等，屆時將難以維持監獄秩序。而「指明人士」不單包括申訴專員，更包括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等，署方須進行保安檢查。
陳另指，一般檢查只須數秒即可完成，同時可保障囚犯作出投訴的權利。
律師原審罪成罰款
申請人胡詠斯（30 歲，助理律師）。她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即於 2023 年 5 月 2 日，在香港將一份未經授權文件攜離監獄，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罰款 1,800 元（見報道）。
胡向高院提出定罪上訴被駁回（見報道），其後再向高院申請上訴至終院許可證明書，亦被駁回（見報道）。她直接向終院申請上訴許可。
同案被告鄒家成（26 歲，無業），在原審時同樣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被加監 3 日。鄒提出定罪及刑罰上訴，高院法官張慧玲駁回其定罪上訴，但裁定刑罰上訴得直，改判罰款 1,800 元。
原審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裁決時指，《監獄規則》除了確保在囚人士的基本權利，亦對在囚者的通訊和探訪安排施加規定，為了「達至有效的監獄管治，依照懲教署的內部指引，是不可或缺的」。
她指，法例沒有授權在囚者在署方亳不知情、未進行保安檢查下，自行寄出投訴信，否則「無疑破壞監獄保安制度」。
FACC2/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