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正審議《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擬規定包括社工、教師、醫護在內等 25 個專業範疇人士，遇到懷疑兒童受虐必須通報社署或報警，違例屬刑事罪行，罪成可處罰款，最高更可判囚 3 個月，政府指期望法案盡快通過實施。
當政府的保護兒童個案數字創 10 年新高，法庭案件揭示兒童受虐時，大多無力自保或主動求助，部分遺下長期創傷甚至失去生命，社會無疑有責任及逼切需要，為他們築起保護網。但眾多從事兒童工作的專業團體、社福機構，卻對草案內容仍有保留。
在《法庭線》訪談中，機構、業界代表從經驗出發，訴說強制舉報將如何影響與受虐兒童建立信任、合適時機介入，以及對立法後續配套不足的關注。立法強報虐兒是否一勞永逸？若我們不想悲劇重演，現時編織的安全網是否足夠？受虐兒童實際需要的，又是甚麼？
專題另一篇報道：
強制舉報虐兒立法 刑罰之外 業界、律師還關注甚麼？
一宗虐兒致死案 揭示系統的破網
2018 年 1 月 5 日，一宗虐兒案震驚香港社會。年僅 5 歲女童陳瑞臨（臨臨），在屯門家中被發現昏迷，送院同日證實死亡。她的生父和繼母經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成，依例判處終身監禁，繼外婆則因虐兒罪判囚 5 年。
歷時 28 日庭審，揭露女童短暫一生中，與兄長長期遭受父母肢體及精神虐待，包括虐打、拋高搖晃、不給予食物、捆綁及通宵罰站等。驗屍報告顯示，女童全身新舊傷痕逾 133 處，傷口受細菌感染，導致最終敗血症死亡。
案件餘震不止，除了因情節殘暴，亦因《傳真社》揭發女童生前就讀的幼稚園，原來早有教師發現她有傷，曾拍照並撰寫報告。情況與校方聲稱並未發現女童受傷，故未有通報的說法相矛盾。判詞亦引述女童兄長學校社工供稱，曾在留意到男童傷勢後，警告其父母會報警，惟未能阻止悲劇發生。
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2021 年《施政報告》提出立法強制通報虐兒個案，擬於 2023 年上半年提交立法會。草案在 2023 年 6 月初刊憲，同月中首讀，目前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早前受訪，表示期望於暑假前完成委員會審議。
勞福局多次強調法例須有阻嚇力，為兒童編織有效保護網，期望法案盡快通過實施。但從不同團體意見所見，不同持份者對強制舉報仍有關注。
其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去年 9 月提交意見書，雖對強制舉報表示支持，但同時建議草案應清晰和合理界定強制舉報門檻和範圍、增加可豁免舉報情況等。教育工作者聯會亦建議，當局應設立清晰指引，避免前線執行混亂及濫報，同時指出教育工作者缺乏辨識虐兒個案相關訓練，促請當局提供培訓。
港大病理學系臨床首席執業講師馬宣立，曾任法改會小組委員會成員多年，該委員會曾建議新訂「沒有保護罪」及提高現行虐兒罪最高 10 年監禁刑罰，加強保障兒童。
馬宣立關注，現時強制舉報草案涵蓋面廣泛，業界普遍缺乏如何辨識虐兒的經驗，尤其是涉性暴力個案，憂慮現時並非推行全面強報合適時機。
「我不是反對去做（強制舉報），但我希望可以一步步來…有很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我們也還未做好。」
馬宣立說，「你（政府）是好意，為受害者著想，想幫他們，但我們未有那個 capacity。」
什麼是「虐兒」？由甚麼法例規管？
據社署現行指引，虐兒的定義是對 18 歲以下的人士作出、或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並利用其與兒童之前的權力差異，例如年齡、身份等，而使兒童處於易受傷害環境的行為。
目前在本港，虐兒並非由單一條例規管，視乎性質及嚴重性，或被控不同罪行。大部分虐兒案涉《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7 條之下、俗稱虐兒罪的「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但如涉及肢體傷害，施虐者亦可被控襲擊、傷人等罪；若涉性侵犯，或涉猥褻侵犯罪、亂倫、強姦等。而若導致兒童死亡，即屬誤殺或謀殺。一直有團體關注，認為香港欠缺一套整全保護兒童的法例。
社署設有保護兒童資料系統，以登記經轉介的虐兒或有危機個案資料。社署最新提交予財委會特別會議的數字顯示，2023 年新登記的保護兒童個案達 1,457 宗，創過往 10 年新高。
勞福局長孫玉菡解釋有關數字，認為舉報個案上升與審議中的條例草案，以及政府宣傳呼籲專業人士及早識別個案有關。不過兒童事務委員會非官方成員、港大醫學院臨床教授葉柏強則認為，顯示本港虐兒情況較十多年前急速惡化。
條例草案建議，強制規定有機會接觸兒童的 25 類專業人士，包括社工、教師、醫護人員、兒童院舍院長、牙醫、藥劑師等，如合理懷疑 18 歲以下的兒童「已遭受並仍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須在「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舉報。
草案同時訂明免責辯護，包括如專業人員早前已就兒童遭受類似的傷害作舉報、合理地相信已有其他人舉報。另外，若專業人員能證明延誤舉報「符合該兒童的最佳利益」，而在延誤期間已採取「合理所需行動」以保障兒童利益，則免責於延誤舉報。
勞福局其後提出修訂，包括把首兩項免責辯護更改為豁免條文，以及加入條款，容許專業人士以合理辯解為由，不作舉報。（見另稿）
據政府提交立法會文件，強制舉報者須向社署轄下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FCPSU，行內俗稱「打仔組」）或警方作出舉報。而接獲舉報後，FCPSU 與警方會共同或獨立作出初步篩查；如證據充分，警方會著手刑事調查，社署則負責提供保護及支援服務。
草案原擬訂明，未有及時通報，最高判囚 3 個月及罰款 5 萬元，但被業界質疑刑罰過重。政府 5 月中提出修訂，刑罰改為「兩級制」，若經簡易程序定罪，只處罰款；經公訴程序定罪，則可處罰款及最高監禁 3 個月。當局解釋，較輕微罪行可循簡易程序定罪，情節嚴重則循公訴程序定罪。
當受害人不想報案 前線的兩難
虐兒本來隱蔽，一宗虐兒事件進入公眾視線，往往因其性質相當嚴重，導致兒童受傷甚至死亡。現實中，前線專業人士日常接觸到的個案，實際狀況、需要各有不同，亦非所有案件均會走到拘捕、審訊一步，更多的是由社工持續監察、介入及支援。
現時虐兒個案屬自願通報，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9 年發表主動調查報告，指有意見認為通報機制不完善，「以致政府當局往往在悲劇發生後才能介入事件，而非及早作出預防」，建議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可行性。立法會研究亦指出，有意見認為立法強制前線人員在發現懷疑虐兒時舉報，有助及早識別需緊急調查和支援的個案，以及向潛在施虐者發出阻嚇信息，警告其虐兒行為容易會被揭發。
綜觀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不少社福機構的其中一項關注，是草案把強報個案的年齡劃線在 18 歲，可能過高。
主要支援 14 歲或以上性暴力受害者的風雨蘭，提倡修訂條文，降低強報年齡至 16 歲，並建議如果當事人年滿 14、主動求助並具作知情決定能力，亦豁免強制舉報。
「不同年齡層的兒童，他們在心智、自主性上，其實都很不同。」風雨蘭資深倡議主任簡敏棋說，「心智上未成熟、或連話也不懂說的小朋友，我們認同是絕對需要保護的。但對於大一點的青少年，他們有一定 decision-making 的能力，是否要舉報，其實他們可能有自己的判斷。」
處理虐兒個案往往複雜，在於很多時候，涉嫌傷害兒童一方，本是兒童依賴及信任的照顧者。據社署最新數字，去年新增保護兒童個案中，近六成半傷害兒童的人，屬兒童的父母、兄弟姊妹、繼父母、祖父母或親屬；只有一成三是與兒童沒有關係或未能識別的人，其餘為朋友、學校老師、教練、鄰居等。
簡敏棋觀察，相比曾受肢體傷害，要揭露自己曾遭受性暴力，受害人要衝破的關口往往更大，「很多社會的迷思、blaming — 甚至很多受害人會責怪自己，是不是自己有問題？是不是我不懂得保護自己？ 」
「若我們貿然幫她做這個（舉報）決定，對她而言可能是一個很 traumatized 的經歷。」
簡敏棋聽過一些類似個案：遭受親人性暴力一段時間的事主，掙扎了幾年，終鼓起勇氣求助，但希望社工在自己成年、有能力搬離家裡前，不要報警。亦曾有求助人分享，中學時向社工透露遭父親性侵，但擔心一旦事情曝光，家中會失去經濟支柱，又或母親不相信、反責怪她「拆散頭家」。當時社工花不少時間與母親溝通，幫助母親接受事實。
「她（事主）最需要的，是有人相信她講的話。舉報與否，對她而言反而是其次。」
甚至有更難處理的情況，「（求助人）可能說，『不行，你報警，我就去自殺』，其實很多這些 scenario。」
簡敏棋相信，決策過程中尊重當事人意見很重要，「因為不論是要搬離家裡、或被家人責怪一輩子，最後要承受結果的都不是我們（專業人士），而是受害人。」
不過政府認為降低年齡門檻不符政策目標。勞福局回覆《法庭線》查詢指，若兒童定義由 18 歲下降至 16 歲，預期會令 11.4 萬 16 至 17 歲人士不受條例涵蓋，削弱舉報機制保護網，認為界定兒童為 18 歲以下「是較穩妥的做法 」。
現行機制下：如何決定通報與否？
「一開始個個（受害人）都不想報。」有多年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經驗、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助理總幹事竺永洪解釋，「如果（加害者）是街外人，當然肯報警拘捕他。但如果是家人的話，絕大部分人最初也不想報。」
不過兒童或家庭的意願，一般並非通報與否的唯一考量。據 2020 年修訂的社署《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在現行機制下，一旦學校、醫護、社工或其他機構發現兒童可能受虐，須評估情況，包括決定是否需採取即時保護行動，例如把兒童送院、送到宿舍或報警。
現行機制下，社署及警方的介入，主要是因應懷疑涉及刑事，以及需要動用法定權力，採取強制措施保護兒童。例如即使父母或監護人不同意，社署署長亦可授權將兒童或少年送往醫院治療，亦可帶往收容所或其他地方。
視乎情況，如有需要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個案社工亦會聯同社署職員、醫務人員、教職員，甚至兒童及家庭成員在內不同持份者，商討跟進方法。不過竺永洪解釋，當社工遇到懷疑個案，實際上亦常諮詢 FCPSU 意見，社署會視乎嚴重性，建議他們需否採取進一步行動。
如果學校發現懷疑個案，根據教育局指引，即人員應通報校長，並徵詢學校社工或輔導主任意見，啟動校本應急機制，並遵照社署指引跟進或通報個案。
竺永洪認為，現行機制下，如果遇到明顯情節嚴重的個案，大部分社工已會按其專業判斷，作出通報，「有些個案，例如女兒被父親強姦，明顯是大家都知道要報的」。
社會福利署社工總工會主席梁建雄，現職社署轄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IFSC）社會工作主任，亦曾任職 FCPSU。據梁觀察，近一兩年，社會特別是學校就懷疑虐兒個案通報 FCPSU，較過往頻密，反映業界關注度有所提高，亦較以前緊張。「現在（接獲通報）一定是輕症多。」梁指，「反而 FCPSU 同事有時會覺得：哇，這些都報？」
在行內工作 30 年，梁建雄認為，教育界、社福界等行業中，明知事態嚴重但故意冷眼旁觀的人，其實不多，「可能真的有幾個很差的人，但這不是行內普遍生態。」
在現行機制的眾多環節上，均有賴專業人士的判斷，決定下一步處理：要不要報警？需否向法庭申請命令？需否安排入住宿舍？多名受訪者均憂慮，擔心在立法後，業界日後在行使酌情權上，或趨向保守，甚至事無大小也通報。
憂慮立法造成濫報，除涉及人手及資源分配，更因在部分情況下，舉報或採取強制行動或造成反效果，有時未必是對兒童最有利的選項。
港大病理學系臨床首席執業講師馬宣立，同時是風雨蘭創辦人。本身是資深法醫，馬宣立以往日常工作，包括為虐兒受害人驗傷，取證供檢控之用。
馬宣立解釋，當醫院發現懷疑虐兒，處理流程是這樣的：急症室發現兒童傷勢有懷疑，會通知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同意可能屬虐兒，便會安排入住兒科病房，而大型醫院通常已有一位兒科醫生被指定為虐兒個案統籌醫生，負責與社工跟警方協調。
「醫生會解釋他的觀察，（傷勢）是輕微的、似乎『火遮眼』打的，還是打得好瘋，很多斷骨，甚至乎不是第一次受傷 — 嚴重性就會很不同。」
馬宣立指，如果兒童被送入醫院，好處是他已獲即時保護，家人無法強行帶走；各方亦會盡快開會，商討最合適處理方法，「嘗試達到一個共識，例如警方需要做什麼、需不需要又拉又鎖；或者社工可以看看家裡有沒有其他問題，需要提供輔導。」
「如果一來就一定要報警，整件事的 coloring 立即會很不同；或每次都『的』走小朋友去宿舍，也會衍生很多問題。」
「這些本來我們已有些配套，可幫助到這些小朋友，」馬宣立說，「你說現在的制度，是不是 perfect？不是，但行之有效。」
梁建雄提到，即使是社署內部處理個案，亦非事事通報 FCPSU，而是會行使其酌情權，判定個案是否嚴重至需要通報。
梁解釋，社署前線社工決定個案需否通報，一般以有否留傷痕作為標準。如果明顯只是一次性、父母一時「火遮眼」的行為，「家長本身平時都不是一個暴力的人，我們都未必會啟動機制。」
「以往我們可能會看一下小朋友傷勢，問他，『媽媽昨晚打你，你怕不怕？』、『這是媽媽第幾次打你？』」
了解情況，也視乎家長態度，如果意識到問題所在，「可能這次就叫媽媽跟小朋友道歉，我們也作出一些安全安排，例如叫爺爺嫲嫲多過來看小朋友、支援媽媽...也要安排小朋友參加活動，減少母親要照顧他的時間。」
「但現在訂立法例，可能日後大家行使酌情權的時候，就會更加不放心。」
來之不易的信任
包括社聯在內多個團體關注，條例草案訂明強制舉報門檻為當專業人士一旦有「合理懷疑」— 而非「合理相信」— 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面對受傷的實際風險；認為「合理懷疑」的門檻過低，或致個案過早或不適當時機舉報，影響部署或後續工作。
社聯建議書又提出，在法例中明文加入「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作為指導原則，若日後條文演繹出現爭議，法院應按此原則判決。
「第一時間報案，對兒童是不是最佳利益呢？」同時為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的竺永洪，解釋加入此建議的原因，「我們報案去找社署、警方要正式介入這一步，是純粹法律步驟要先行？在過程中會不會忽略了兒童利益？所以我們是多一點從這位置出發。」
竺說，社工行內常言「pacing（步伐）」很重要。很多時候，安撫當事人情緒、處理即時的危機，比舉報與否更為重要。
他說曾親身接觸一宗個案，懷疑孩子曾被虐待，但孩子死活不承認。至半年後她離開香港，才告訴社工：就是後父搞我。「她說，連媽媽都保護不了我？為什麼社工保護到我？」
竺說，這些情況下，讓孩子對社工有信心，願意求助，比衝着去舉報更重要，「如果年紀再小一點，12、13歲 ，究竟他夠不夠膽報（警）？如果他還要回去那個家生活，你如何令他有信心，我們會幫助他呢？」
「如果告訴我還要找警方，（他）只會更加驚。」
馬宣立提出另一例子：未成年少女懷孕，若未年滿 16 歲，嚴格而言男方已觸犯法例；但如果二人是情侶，不涉性侵犯，女生自行尋求墮胎，「那你幫不幫她？如果不墮胎，去 Mothers' Choice，要生出來，你又報不報警？」
馬宣立知道，一些醫生或不同意他的做法，「但如果動輒就報警，我如何幫助她？她會相信我嗎？」
竺永洪說，即使屬性質嚴重，以致提出刑事檢控的個案，若受害人未準備好，甚至突然改口供，導致技術性脫罪的情況，亦時有見聞，「你 pre-mature 去處理，小朋友不堅定，你要靠他去 testify 件事，他埋門一腳說：『no，沒有（發生）。』...這些都是要時間去部署、去處理的。」
近年亦有法庭個案，因年幼事主說法矛盾或事後改口供，被告最終脫罪。例如今年 4 月，一名 33 歲男子因涉以皮帶、衣架等虐打女友時年 8 - 10 歲兒子，審訊後被裁定虐兒罪成，惟男童在裁決後撰信自稱「講咗啲大話」、不想「冤枉無辜」。裁判官在覆核聆訊中，表示對信件真確性存疑，「令人懷疑有背後操作」，但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改判無罪。
去年另一案，一名 54 歲男子被控多次非禮同居女友 10 歲女兒，被控猥褻侵犯及虐兒罪。由於事主庭上口供矛盾，案件被裁表證不成立，不過法官練錦鴻特別提到，事主被盤問時難忍受壓力，無法提供合理答案，法理上須撤銷案件，但法庭不滿意此做法，認為判決暴露司法制度缺點。
竺永洪亦憂慮，現時草案中如「盡快舉報」等字眼較含糊，乏清晰易明界線，有機會造成前線、尤其是資歷較淺社工在執行上混亂。加上有違法、除牌，甚至是監禁風險，不難想像專業人士為求不誤墮法網，都會選擇在最快時間舉報。
「以前（機制是）信賴你，相信你會根據專業判斷、合適的時間性去做，但現時有法例規管」竺永洪說，「行業生態一定會和以前不同。」
竺強調，沒正式通報，不代表機構斂手待斃，而是可能正嘗處理個案中，「等於看醫生，有時要多跑幾次，才驗出問題來，那你說是快還是慢？」
再進一步，風雨蘭關注，尤其對性暴力受害人而言，報警、把加害者定罪，是否即他們所需的正義？
據風雨蘭統計，該機構跟進的個案中，只有一半人選擇報案，另外未滿 16 歲的受害人，平均延遲 13.2 年求助。
「假設她被親人 sexually abuse，其實她最急切、最需要的，是要搬離住所，而這我們本來也會做的，總之就幫助她離開侵犯者。」簡敏棋說。
如果基於受害人難以承受上庭的壓力，或不想公諸於世，而專業人士沒有舉報，「是否都合理呢？At the end 他是在保護小朋友，只是沒有舉報而已。」
幾位受訪者都認同，嚴重如臨臨一案，社會無疑須責問：明明留意到傷痕，為何學校知情不報？為何女童缺課幾個月都沒有跟進？為何判斷不到情況嚴重？繼外婆冷眼旁觀女童受虐，終釀成無可挽回悲劇，應否探討提高虐兒罪罰則？
但與此同時，本港每年新增以千計虐兒個案，每宗個案情況、嚴重性各有不同，一刀切舉報，是否就是社會所需，保護兒童的方法？
馬宣立指，舉報是否最佳甚至是唯一方法，很取決個別家庭的情況，以及除報警以外，社會能為家庭提供怎樣的支援。
「很簡單說，如果施虐的人是家中唯一的支柱，舉報後，就立即會失去了這支柱。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有能力 step in，成為這個家庭的支柱？」
他問，「如果不可以，那其實我們在做什麼呢？」
缺位的配套 舉報非一勞永逸
隨政府提出修正案修訂刑罰及豁免範圍，法案於委員會開始逐條審議，立法似勢在必行。不過簡敏棋認為，現時社會討論，似乎都把焦點放在應否舉報上，「但其實舉報只是 one of the many。」
「舉報完之後，我們如何安排她的生活呢？有沒有給予足夠的 mental health support？我們現有的資源是否足夠去保護這些小朋友？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可能是更加需要討論的。」
多名受訪者指出，本港保護兒童配套措施，過去一直供不應求，其一關注是緊急安置宿位。據社聯意見書指，本港現時兒童緊急宿位長期爆滿，全港只有一間兒童收容中心，且缺乏中央輪候機制。梁建雄解釋，現行機制下，被界定為虐兒的個案會獲優先編配宿位，但仍需輪候 1 至 2 個月，期間兒童一般會獲安排留院，或由其他親戚照顧。
「現在已經不夠了，屆時只會更加不夠，（新通報的個案）這班人有需要，但原本輪候的人也有需要，那怎麼辦呢？」竺永洪說。
條例草案文件提到，社署正興建全新留宿幼兒中心，以應付可能增加的緊急安置服務需求。社署回覆《法庭線》查詢指，其中一所位於屯門區的留宿幼兒中心，預計將於 2024 年年底前投入服務；另外一所則在籌備中，預計可於條例生效前啟動，兩間中心合共額外提供 96 個服務名額，預期每年為 380 名有需要兒童提供緊急住宿照顧服務。
另外是人手問題。社署指，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社署社工職系編制共 2,499 個職位，當中 220 個為 FCPSU 職位，而整體空缺共 177 個。社署指，由於會按各單位工作需要靈活調配人手，故沒有備存 FCPSU 空缺分項資訊。
社署近日回覆立法會財委會提問，提到將於 2023 至 2024 年度增撥 2,410 萬元，用於開設 41 個常額職位，以增加立法後的執法及支援能力、為相關專業從業員提供培訓，以及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
梁建雄指，加上近年移民潮，青黃不接致前線經驗不足，立法後舉報個案預期隨之增加，「相信會帶來額外困難。」
除硬件配套，專業人士、以至社會辨識兒童受虐的敏感度，亦有待提升。
據梁建雄觀察，撇除如臨臨一類極端個案，有時一些應報沒報的個案，更傾向是源於社會缺乏敏感度，多於故意知情不報。
「他們真的不知道，這樣是要 alarm 專業人士的，要 alarm 警察的，... 他們要知道，這些（傷勢）其實是一些 signs，你不可以任由它。」
竺永洪觀察，就算理論上最熟悉的社工，專注不同範疇的社工，也不一定接受過相關培訓，遑論條例草案涵蓋的 25 個專業範疇。
「要避免嚴重的事故，我們經常強調要有 professional sense，專業的敏感度，而敏感度是需要培訓的。」
社署回覆財委會指，為應對新例，政府已設立電子學習平台，為相關專業人員提供網上自學課程及研討會。課程網頁顯示，課程共有 2 個單元，每個單元約 3 小時。
梁建雄認為，要熟悉通報程序不難，一兩小時就可學完，「但到實際上，如何辨識個案，還有在什麼情況下，如何去做報、還是不報的決定？這就真的需要業界一起去看，那條界線應劃在哪裡。」
不是所有人都是禽獸
訪談中，幾位受訪者常形容處理虐兒個案「複雜」— 不少案件都有著獨自的脈絡，故不論在辨識、介入、支援每一步，均講求謹慎、恰當、人性化的處理。
「坦白說，其實很多時候，大部分家長都不是禽獸」，竺永洪說，「我經常說，父母不理他，一走了之不好嗎？為什麼要勞氣呢？其實背後也是想教，只是用錯了方法。」
作為家長、作為社工亦然，「對人的工作很複雜，是需要 life-long learning 的。」
馬宣立認為，很多虐兒案，說到底是社會問題，「很多時候，如果你去看 — 破碎家庭、或媽媽和小朋友生父已分開，或媽媽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去理小朋友，由第二個人負責照顧。」
竺永洪指，較高風險出現暴力的家庭，不少是低收入、家人有精神困擾，小朋友有特殊學習需要（SEN），或屬跨境家庭，「大家都有壓力，爆煲時，你很難期望他們可以好好的談。」
在行內 30 年的竺永洪認為，香港保護兒童工作，無疑仍有不少改善空間。
「有些個案是過身的，可能一年 2、3 宗，figure 上來說，不是很多。」竺說，「但如果有人說：『不是啊，（香港）做得很好』 — 那你如何回答，死了的 3 個人，是甚麼情況？」
過去數十年，香港保護兒童政策經歷好些演變。1986 年，香港曾發生「郭亞女事件」，當年社署破門進入葵涌一個單位，救出被疑患精神病母親鎖在屋內的女童。當年輿論質疑破門入屋必要性，以及是否濫權「拆散」母女。
「那時候開始引發社會的注意，即原本（大家）想，小朋友放在家裡、有家人照顧，是安全的。到後來發現，原來不一定的，甚至可能需要政府介入。」
從 80 年代談公權力應否介入家庭，到立法處理家暴問題，以至近年業內開始少強調個案是否「虐兒」、改為著重如何有效「保護兒童」，「我們一直是在演變、不斷修正的過程中。」
竺永洪認為，時至今天，如何養育孩子（parenting），很大程度上仍被視為家庭的責任。或現在是合適時候討論，社會應否為家庭提供更多支援，讓兒童好好成長，「parenting 有幾需要公共介入，或是否應該（由社會）共同承擔，我認為在這些概念上，我們應想得再闊一點。」
文 / 梁凱澄
攝 / TszHei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