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頭懲教所兩名懲教助理涉用垃圾袋掩飾，偷走 4 部院所內的電視機，並涉伙同第三名懲教助理用垃圾車運走贓物。3 人否認入屋犯法等 3 罪受審。暫委法官屈麗雯周五（13 日）在西九龍法院（暫代區院）裁定首被告罪成，第二、三被告則罪名不成立，案件押後明年 1 月 22 日求情及判刑，待索取背景報告，期間首被告須還押。
法官裁決時指，首被告身為有 30 年經歷的懲教人員，聲稱取得的批准並非來自其直屬上司，亦非負責管理物料的職員，故不信納他獲授權，又形容首被告以垃圾袋包裹電視機，手法「實屬暗渡陳倉」。官另指，次被告沒有目擊電視機包上垃圾袋，在囚人士亦沒提及第三被告指使他們搬電視，故不足以證明二人知情。
官：閉路電視監控不代表防止罪案
否則光天化日下無人犯罪
區院暫委法官屈麗雯裁決時歸納辯方案情，首被告胡漢傑辯稱他獲一級懲教助理鄧萬昌授權搬走電視；次被告胡裕輝辯稱他不知情，只負責運送垃圾，因為首被告將電視機用垃圾袋包起，他相信是垃圾；第三被告文偉傑則辯稱他不知道首被告偷取電視，否認與他伙同犯案。
官指出，總懲教主任李嘉輝確認，沒有收過任何攜離電視離開東頭懲教所的申請，亦沒批准過將電視搬離儲物室。
對於首被告爭議，整個院所除了辦公室和洗手間，均有閉路電視鏡頭覆蓋，被告不能預料監控室的職員，會否發現他偷走電視，以此高風險的方式犯案並不合理，存在固有不可能性。官則指出，閉路電視只是客觀被動地記錄事件，其存在不代表懲教人員必然知情，本案亦非即時曝光，而是案發後數日有人舉報揭發。
官續指，閉路電視雖然能監控情況，亦不代表能防止罪案發生，一個人是否犯案有許多因素，包括其心理狀態、利益權衡，辯方的說法是假設所有人都會對犯案後果作出理性評估，忽略在現實生活中，犯案者往往出於不理性而犯案，否則根據辯方的邏輯「呢個世界喺光天化日之下，便永遠不會有人犯罪」，此理解必然有違常理。
鄧解釋庭上觀看片段回想對話
官：合情合理
首被告供稱，他向一級懲教助理鄧萬昌表示宿舍很多同事沒有電視，獲授權搬走儲物室的電視，鄧亦帶他到儲物室。鄧作供時否認授權首被告搬走電視，又解釋當時首被告稱一直不知道儲物室內有甚麼物品，想了解一下，故其後他帶首被告到儲物室。
官認為鄧的解釋「合情合理」，他帶首被告到儲物室，「只係同事之間，出於好意嘅舉手之勞」。雖然鄧在錄取口供時，未有供述上述對話，但官認為這只是日常工作的對話，他解釋在庭上翻看閉路電視片段，才回想起對話，解釋合理，在盤問下不受動搖，接納其證供。
懲教證人開審前一周開會
官：造成不安建議檢討安排
官綜合審訊中多名懲教人員的供詞，上至管理層、下至不同組別職員，均一致指出沒有職員要求被告進入儲物室搬運電視機。
對於辯方質疑，東頭懲教所監督徐兆邦在開審前一周，召集所有涉案懲教人員開會，對被告不公。官指可以理解此會議造成不安，建議「署方可以檢討相關安排，以免引起不必要誤會」。
官：監督有責任提醒人員準備應訊
無證據顯示干擾作供
官認為徐對該會議的解釋合理，他有責任提醒人員應訊前的準備，雖然他可以其他方式傳遞訊息，但面對面交流，可以確保人員清楚相關資訊，可即時釐清疑問，亦免卻他向逐個人員解釋的麻煩。
官續指，無證據顯示此會議涉干擾證人作供，而各名證人在庭上，對此簡報會議的描述的互相吻合，官信納徐沒有干擾證人作供，沒有造成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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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首被告沒確認獲得授權
相信可隨意取貴重財物有違常理
對於首被告聲稱取得鄧萬昌的授權取走電視，官質疑他沒有向任何人確認已獲院所監督授權，他根本沒有任何基礎，相信他獲得所謂授權，而鄧與他負責完全不同的崗位，並非負責管理物料，亦非他直屬上司，首被告在懲教署有 30 年工作經驗，卻對此「異常操作」既不查問，亦沒提出異議，並不合理。
官亦質疑，首被告單憑與鄧的兩句簡單說話，不足以令他相信已獲授權提取電視，運到宿舍分發使用，即使假設他獲得授權取走電視，亦不包括他「隨時加單」、「想搬多兩部就搬多兩部」，他不可能不知道監獄是受嚴格監管的地方，院所內的電視是供在囚人士使用的政府財物，他輕易相信可以隨意取走政府的貴重財物，有違常理。
官：偽裝成垃圾運走電視
實屬暗渡陳倉
官續指，案中電視在被刻意隱藏下搬走，亦是首先搬到人流稀少、在囚人士不能隨便進入的辦公室內，再包上黑色垃圾袋，用垃圾車運走，外觀如同垃圾一般，外人不會知道是電視機，手法「實屬暗渡陳倉」，首被告所聲稱的官方批准、授權根本不存在，官裁定其證供不合常理和邏輯，並非誠實可靠證人，拒納其證供。
官相信次被告可能不知垃圾袋內有電視
針對次被告對運走電視是否有認知，官指次被告所稱沒有留意在囚人士將電視放上垃圾車，情況與閉路電視片段吻合，即在囚人士將包着電視的垃圾袋放上車時，次被告離開了垃圾車，其後再返回司機位，背向垃圾袋，加上他沒有參與將電視由儲物室搬到辦公室的過程，沒有目擊首被告用垃圾袋包起電視，無證供指證他對事件知情。
官續指，次被告隨後駕駛垃圾車離開大閘，與一般倒垃圾的程序無異，因電視已用垃圾袋包裹，既然負責檢查垃圾車的大閘主管洪景陽，都沒有察覺異常，次被告沒有懷疑亦非不合情理。
官：次被告行為可疑
但未足證他對案件知情
次被告的證供提及，首被告聲稱要執倉，需要整理垃圾，因此他將垃圾車駛至宿舍外，協助將垃圾袋搬下車，而沒有將垃圾車駛往垃圾站。官認為雖然其「行為可疑」，他可能知悉一些運送物品的安排，否則不會主動繞到宿舍外，協助卸下垃圾，但控方始終無證據指控他「對物品有多少認知」，他由始至終只看到用垃圾袋包裹的物品，雖然他搬運垃圾時可感受到物品重量，當中仍存在眾多可能性，垃圾袋可以裝着執倉後需要棄置的垃圾，他未必推論到內有電視，更遑論知道是贓物或不獲授權物品。
官：無證供顯示第三被告知情
首被供未能解釋證供重大遺漏
至於第三被告是否知情，是否與首被告一同要求打開儲物室以取走電視，官認為案中無證供顯示，第三被告知道詳情，協助搬電視的在囚人士，亦只提及首被告指示搬電視，無人提及第三被告講過任何與搬電視相關的事宜。
官續指，首被告對第三被告知情的說法，在錄影會面時從沒提及，他在庭上才首次指稱第三被告一同參與搬電視，是核心人物，卻未能合理解釋他在錄影會面時遺漏此重大證供的原因，屬關鍵的矛盾，法庭亦已拒絕接納首被告的證供。
首被告還押候判
官裁定首被告面對的「入屋犯法罪」及「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罪名成立；次被告面對的「處理贓物罪」及「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第三被告的「入屋犯法罪」均罪名不成立。
控方呈上首被告的背景經歷認證口供，他中學畢業，1995 年至 2025 年在懲教署任職，職位為二級懲教助理，他現已退休，每月領取 1 萬元長俸。
官將求情及判刑押後至明年 1 月 22 日，待索取被告的背景報告，期間被告須還押。
DCCC359/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