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國安處 2021 年指稱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7 常委拒絕向警方交出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等 5 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不認罪，周三（13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 雙方開審前提出兩個「初步爭論點」（preliminary issue），希望法庭開審前先釐清法律觀點，包括辯方是否有權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及控方需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控方認為，國安法立法原意是防範危害國家行為，只要警方有合理懷疑便可調查，質疑辯方要求警方證明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是違背立法目的，並阻礙警方調查工作。 辯方反駁指，「拒交資料罪」明顯是針對「外國代理人」，若控方不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本案被告不可能干犯「拒交資料罪」。法律爭議未完，押後周四繼續。
鄒幸彤親自應訊
親自應訊的鄒幸彤穿着黑色西裝出庭，與旁聽人士揮手，又將手放胸口，「今日係曉波忌日，大家記得呀！」旁聽席聞言高呼：「劉曉波（逝世）五周年呀！」
律政司代表為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檢控官吳加悅；鄒幸彤今親自應訊，大律師黃俊嘉代表鄧岳君、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徐漢光；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審理。
控辯提兩爭議望法庭先釐清
鄒幸彤獲准離開被告欄，坐於律師席最後一排處理案件。甫開庭，控辯雙方向法庭表示，本案有兩個「初步爭論點」，希望法官於開審前先釐清，一是辯方在審訊階段可否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二是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控方：調查初期須證「外國代理人」完全荒謬
律政司代表周天行引用「海昇科技有限公司（民間電台）」案例指，辯方不能在刑事程序中，以通知書的合法性作為辯護理由，否則便屬越權（ultra vires）。
控方續指，《國安法》立法原意是防範危害國家行為，只要警方有合理懷疑便可調查，若要求警方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是違背立法目的，阻礙警方工作。
周天行又指，要求警方在調查初期，證明組織從外國收受報酬，是十分荒謬（fully absurd）。他解釋指，若警方調查時已獲足夠證據，便可指控組織觸犯勾結外國勢力罪行，而非僅按《實施細則》，要求組織提供資料。
辯方：有權爭議書面通知合法性
辯方則強調，調查權力不能被「不合理及具侵略性地」使用（unwarranted and aggressive）。
就控方引述的《民間電台案》，辯方指該案是挑戰整個電訊發牌制度的合法性。但本案只是針對個別通知書的合法性，而非整個「書面通知」制度。辯方又指，處理《民間電台案》的法官司徒敬，已於另一案件澄清，無意裁定辯方無權以控罪的合法性作為抗辯。因此，辯方在本案有權爭議警方的「書面通知」是否合法。
辯方：只有「外國代理人」才能干犯此罪
辯方續指，「外國代理人」的身分，必然是「拒交資料罪」的控罪元素之一。只有「外國代理人」才能干犯此罪。因此，控方必須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辯方又指，《實施細則》附表 5 的立法原意，明顯是對警務處處長發「書面通知」索取資料時作出規範，當中已清晰界定誰是「外國代理人」，沒有用「包括」等概括字眼。
辯方另一論據，是《國安法》第 43 條其他部分，有使用「有合理理由懷疑」危害國安的人等字眼。但涉及「拒交資料罪」的條文並無相似字眼。因此，「拒交資料罪」明顯只針對「外國代理人」，而不是僅僅被懷疑是「外國代理人」的人。
對於控方指搜證困難，辯方指，控方大可引用《實施細則》附表 1 及 7 下， 只須有「合理懷疑」就可動用的「搜查令」及「提交資料令」。但既然選擇控告「拒交資料罪」，就必須按條文要求，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一男戴鴨舌帽入庭 官查醫生證明
另外，午膳前，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指一名旁聽男子戴鴨舌帽，該男子向法庭呈交「醫生紙」，表示有戴帽的需要。羅德泉閱畢「醫生紙」，表示「醫生冇話你永遠要戴帽喎」，最後稱「今日我算數」，要求被告下次旁聽時，再提交資料給法庭考慮。
梁錦威、陳多偉認罪囚 3 個月
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人士）。
5 人被控違反《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附表 5 第 3（3）（b） 條，指他們於 2021 年 9 月 8 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梁錦威、陳多偉早前認罪，各被判監 3 個月，其餘 3 人否認控罪。
WKCC 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