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哋每一個人呀，都被個環境訓練到，好似倒模出嚟咁樣。鍾意食同一樣嘅嘢、鍾意同一樣嘅電視節目、支持同一種政治嘅立場，信奉一種生老病死做人嘅方式，this city is dying，you know?」── 2011 年有一套本地電視劇，講述 4 名樂隊好友上山參與搖滾音樂會，經歷大風雪後只有 3 人下山，從此樂隊解散， 3 人分道揚鑣。
到底雪山上發生過甚麼事？原來最後生還的 3 人為求生存，殺死了身受重傷的另一人充飢。這情節看似虛構，在 140 年前的英國卻真有其事，其中兩名生還者被控謀殺。他們可否以「為勢所迫」、「緊急避難」 、「有必要」等理由抗辯？今期「法律101」為大家介紹這宗刑事法（criminal law）的經典案例：The Queen v Dudley and Stephens。
海難食人案
1884 年 7 月 5 日，3 名英籍男子（Dudley、Stephens 和 Brooks）和一名約 17 歲的英籍少年 Parker 開船出海，卻在距離南非好望角 1,600 里外的公海遇上風暴，需改乘船上的小舟逃生。
舟上只有兩罐重一磅的蕪菁（turnips），讓 4 人在頭 3 天充飢。到第 4 天，他們捉到一隻小烏龜，供他們撐到第 12 天，之後再找不到其他食糧。由於舟上沒有食水，他們只能以自己的斗篷盛載間中落下的雨水。小舟在大海中漂流，距離陸地估計超過 1,000 里。
到第 18 天，4 人已連續 7 天沒進食、5 天沒喝水，Dudley 和 Stephens 向 Brooks 提議，應該犧牲一人來拯救其他人，Brooks 表明反對。3 人心知，他們所指的「犧牲者」是年僅 17 歲的 Parker。然而，沒有人曾徵詢 Parker 的意見。
「This boy is dying, you know?」
到第 19 天，Dudley 再向 Stephens 和 Brooks 提議，抽籤決定殺死一人去拯救其他人。Brooks 再次反對。這次討論，他們同樣沒諮詢 Parker。在同一日，Dudley 和 Stephens 談到他們各自都有家庭，認為應殺死少年 Parker以拯救其他人。Dudley 最後提議，假如接下來的早上看不到其他船，便殺死 Parker。
到第 20 天，海上不見任何船隻。Dudley 以手勢向 Brooks 和 Stephens 示意，應該殺死 Parker。Stephens 贊成，Brooks 再次反對。Dudley 祈禱請求赦免和救贖後，走近已因饑荒和喝下海水而十分虛弱的 Parker，跟他說「時間已到」，再用刀殺死他。
剩下的 3 人以死者血肉充飢，但仍然虛脫。4 天後，終有船隻經過將他們救起。
Parker 由此至終只是躺在船上，毫無反抗能力，也未曾表示同意被殺。
Kill a life VS Kill to live
之後，只有 Dudley 和 Stephens 被控謀殺，Brooks 被傳召作控方證人，案件由一名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審理。但陪審團不知道 Dudley 和 Stephens 的行為，是否構成法律上的謀殺，於是請求上級法庭的意見。
為了協助上級法庭裁定 Dudley 和 Stephens 有否干犯謀殺罪，主審法官撰寫了一份特別裁決（special verdict），內容獲陪審團同意，包括以上的案情和以下的形容：
（1）假如 3 人沒殺死 Parker 充飢，可能無法生存，虛弱的 Parker 亦很可能率先死去；
（2）當 Parker 被殺時，海上不見任何船隻，4 人沒有任何獲救的可能；
（3）殺死其中一人供其他人充飢，是拯救生命的唯一可行方法；及
（4）相比殺死另外 3 人任何一位，沒有更大的必要殺死 Parker。
負責的皇座法庭（當時的 Queen’s Bench Division，現為 King’s Bench Division）由 5 名法官組成，判詞由一名法官代表頒下。判決理由可總結如下：
第一，殺死 Parker 是不必要的。根據上一段中的（1），3 人殺死 Parker 以充飢，翌日可能獲救，也可能仍未獲救。不論如何，殺死 Parker 既非必要亦毫無利益（profitless）。
第二，「謀殺」有特定的定義。根據權威典據，辯方的主張 ——「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可奪取他人生命，即使對方沒作出任何非法行為」 ——並不成立。
第三，「必要」有特定的定義。法律上的必要（necessity）可以是謀殺的脫罪理由，但通常指自衛（self-defence）—— 即受到對方襲擊，別無選擇下而殺死對方。因缺糧或衣服而偷取他人的物品，不屬於「必要」。
第四，辯方引述的英國案件（case）並非案例（authority）。英國曾有相類案件：7 人在加勒比海開船遇上風暴，眾人抽籤決定犧牲其中一人以拯救他人，結果提議抽籤的人中籤，並在同意下被殺。其他人以其血肉充飢，最終獲救，同樣被控謀殺。主審法官以「無可避免的必要（inevitable necessity）洗去了他們的罪行」為由，宣判特赦。可是，這宗案件僅被記錄在一本於荷蘭出版的醫學論文，而非任何正式的法律報告（law report）。
第五，辯方所引述的美國案件僅部分適用。美國曾有相類案件：有船隻因撞上冰川而沉沒。船員當時認為救生艇超載有危險，於是把十多名乘客扔進冰冷的海裡。其中一名船員其後被控謀殺，被陪審團裁定罪成，判處 6 個月監禁，最終獲總統特赦。英國法院認為，美國法院正確地裁定「船員無權為生存而把乘客扔進海裡」，但錯誤地建議「應以抽籤決定犧牲者」。
第六，各人生命的價值無法比較。皇座法庭反問：應如何衡量各人生命的價值？是力量、智慧，抑或其他？在本案中被選為犧性者的，是最衰弱、最年輕、最沒有反抗的一位。殺死他比殺死另外 3 名成人任何一人，是否更必要？答案必定是「否」。
第七，政府有權酌情處理。假如法律對個別人士過分嚴苛，行政機關可根據憲法適當處理。
第八，「被引誘」不是脫罪理由。雖然引誘何其巨大，痛苦何其可怕，人常常訂立自己也達不到的標準，定下自己也做不到的規矩，甚至可能屈服於引誘，但任何人都無權以「被引誘」作藉口。對罪犯的憐憫，亦不能改變或削弱罪行的定義。
基於以上理由，皇座法庭裁定 Dudley 和 Stephens 謀殺罪成，判處死刑。
「如果，命運能選擇」
然而，當時公眾普遍支持兩名被告，甚至辯方律師團隊也是經眾籌聘請，英國政府最後決定介入，與上述判決理由第 7 點不謀而合，令兩名被告的刑罰改為 6 個月監禁。
這宗案例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因案情極為特殊、確立了重要法律原則 ——「必要」並非謀殺的脫罪理由，「自衛」才是 —— 亦因其引申出更深層的法律、道德與哲學討論：弱肉強食正確嗎？要求人在死亡威脅下保持理性合理嗎？抽籤挑選犧牲者公平嗎？未經犧牲者同意又公平嗎？行政機關有權干預司法機關嗎？特赦制度應該存在嗎？
對於以上問題，讀者們或會有不同想法，但正如上述電視劇的女主角所言：「每一個追求同支持獨立音樂嘅人，佢哋都代表住每一種獨立同自主嘅做人方法，呢啲並唔係唔和諧嘅表現。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嘅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