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傷和交通意外在香港不時發生，法律訴訟有時由律政司/警方等執法機構提出，有時則由事主提出。到底有甚麼分別？兩者又有沒有任何關係？
刑事訴訟
每當有意外或罪案發生，執法機構（例如警務處、勞工處、消防處）都會進行調查，如認為有證據顯示有人或團體干犯刑事罪行，會提出刑事檢控。以 2022 年 MIRROR 演唱會事故為例，警務處便控告了 3 名工程總承辦商職員「串謀欺詐」罪，勞工處則控告工程總承辦商及另外兩間負責公司《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下「沒有確保 LED 顯示屏安全」、「沒有為僱員購買保險」，和「沒有在意外後指定時間內作出通知」等罪行。
刑事訴訟是由政府（控方）向被告（辯方）提出，也是由律政司和執法機構負責準備，包括向不同人士如事主及僱主錄口供、搜集證物、拍攝現場相片、收集醫療或專家報告、諮詢法律意見、撰寫檢控文件和上庭應訊。而事主則擔任控方證人的角色，配合調查，有需要時出庭作供。
如法庭最終裁定被告罪名成立，被告（不論是公司或個人）會留有「案底」，亦會被判罰（例如公司被罰款，個人則有機會被罰款甚至判監）。然而，罰款是支付給政府的刑罰，不等於支付給事主的賠償。由於賠償通常牽涉複雜計算和額外證據，法庭較少在刑事訴訟中作出賠償令。此外，被告即使被判罪成，一般也毋須負責控方訟費，因為進行刑事檢控本屬政府的責任。
民事訴訟
另一方面，如事主認為有證據顯示，有人或團體違反法律原則，可提出民事訴訟。例如，有外籍傭工認為僱主一家限制她祈禱和宗教衣著，向他們提出種族歧視訴訟；有殘疾院舍院友的母親指控女兒被院長性侵，向他及他的僱主機構提出疏忽訴訟（相關刑事檢控因事主無法作供而撤銷）；亦有醫生以警員誤射催淚彈入他的診所導致起火為由，向警務處處長提出疏忽訴訟。
民事訴訟是由事主（原告方）向被告（被告方）提出，並由事主負責準備，包括收集執法機構的調查資料（事主沒法定權力自行調查）、僱用律師或自行處理訴訟。換言之，事主擔任原告加上原告方證人的角色，負責收集證據和出庭應訊。
如法庭最終裁定被告須負責，會進一步考慮事主的損失，包括其傷勢、治療、病假、收入和開支等證據，以及相關案例，繼而計算一個金額，命令被告作出賠償。此外，一般而言，敗訴的被告須負責勝訴的原告訟費，而敗訴的原告則須負責勝訴的被告訟費。
刑事與民事訴訟的關係
根據《證據條例》第62條，在香港的刑事定罪，可成為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假設一名司機超速車輛翻側，導致一名乘客受傷；警務處刑事檢控他「不小心駕駛」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如該乘客及後向他民事索償，早前的刑事定罪可成為證據，證明乘客的傷勢，是因司機疏忽而導致。法律上，上述條文的效用在於把舉證責任，從原告（由原告證明被告有疏忽）轉移至被告（由被告證明自己沒有疏忽）。換言之，刑事罪成有助民事舉證 。
然而，即使被告刑事罪名不成立，不代表針對他的民事訴訟一定失敗。因為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比民事訴訟高。假設法庭根據事主和到場警員的證據，認為該司機很有可能（但不肯定）超速，在刑事訴訟中根據「毫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須裁定他「不小心駕駛」罪名不成立，但在民事訴訟中根據「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的標準（即他有超速比沒超速的可能性高），則可裁定他有疏忽，須向事主負責。
實際上，刑事罪脱會否影響民事訴訟，取決於每宗案件的案情，例如法庭所頒下的無罪理由，無法一概而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