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源茶行」太子女王詩雅於 2022 年確診期間，向衞生署隱瞞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生日派對當日的行蹤，經審訊後被裁定 4 項提供虛假資料傳票罪成，判處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王不服定罪提上訴，暫委法官李俊文周二（10 日）在高等法院頒下判詞，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方爭議，衞生署職員來電時沒表明法定身分，亦沒說明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行蹤資料。判詞指，法例賦權予 「衞生主任」和「獲授權人員」在疫情期間「非常時期」為預防及控制疾病而追查資料。故上訴人只需知悉她要提供的資料，是「攸關處理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而王原審作供時亦提及她不想疫情擴散，知道職員會追查行踪、曾回電衞生署。判詞認為，原審官有足夠基礎裁定，王知悉職員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行蹤，駁回上訴。
上訴方：職員來電時應表明法定身分
上訴方認為，原審錯誤裁斷控方毋須舉證控方證人是「獲授權人士」；並指當「獲授權人員」或衞生主任致電時，應表明其身分，否則收到來電的人難以肯定對方身分。
判詞引述原審官的陳詞，當中 3 名控方證人供稱，他們致電予王詩雅查問資料時，表示自己為「當值護士」、「衞生防衞署張醫生」及「衞生防護中心姑娘」。而王於原審作供時，提及當時接獲多個來電，懷疑是否有傳媒假扮衞生署職員來電。故此，上訴方認為要求職員表明法定身份，實屬合理，以保障個人私隱。
但律政司一方指，王知悉向署方提供資料，是基於《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 第 3(1) 或(1A)條的要求，便已足夠，她不需知道對方的法定身分為「衞生主任」或「獲授權人員」 。
判詞：王知道職員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資料
判詞同意律政司一方的說法，引述案例指，其他法例均有相同邏輯，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及《入境條例》 ，案例亦未有要求被告需確切知悉對方的法定身分。針對本案法例，判詞提到，第 599D 章第 3 條，賦權予 「衞生主任」和「獲授權人員」，在疫情期間「非常時期」為預防及控制疾病而追查資料。故此，被告只需知悉她要提供的資料，是「攸關處理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或「攸關識別和追蹤可能已經蒙受染上疾病的危險的人，為預防和控制疾病傳播」。
判詞提到，原審已裁定上訴人事發時「完全掌握」衞生署職員要求她提供資料的背景，她亦坦言，即使在對方提問前，自己已不想疫情擴散，知道職員會追查行踪。判詞認為，在疫情的大環境下，上訴人的認知與社會大眾相同，「是再自然合理不過的事」，因此她知道職員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資料。
判詞：條例賦權予職員要求市民提供資料
判詞同意律政司指，若堅持被告需確切知悉職員的確實法定身分，才可定罪，必然會削弱衞生署應對緊急公共衞生事務的職責，亦會耽誤調查。判詞強調，當時為「香港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上訴方的主張明顯違反立法原意，無法體現處理公共衞生緊急事務的迫切性及立法目的。
判詞認為，考慮到本案條例是為辨認及追蹤確診者，以堵截疫情，故賦權予職員要求市民提供資料，以保障社會及公眾。而事發時由於時間緊迫及打擊疫情散播「分秒必爭」，故以電話查問行蹤，即使職員表明自己是「衞生主任」或「獲授權人員」，市民亦無法即時核實對方身分。若按上訴方的立場，只會無法執行規例。
判詞：王知悉職員按法例行事
至於上訴方另爭議，法庭無法證明王當時知道職員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資料。判詞反駁指，原審官裁決時已考慮，上訴人知道當時職員需要追蹤行蹤、病源，以防止疫情擴散。而 3 名證人亦指，曾向王表明他們正追蹤生日派對參與者的行蹤，提醒王有責任提供真確資料，不能獨善其身、隱瞞實情。
此外，判詞提及王作供時亦提到，她曾核對來電號碼並回電衞生署，自覺有責任交代行蹤。而上訴方只針對 3 名證人沒有「明言」其法定身分，法庭認為是「僵化並且脫離現實」的說法，忽視案發時的整體環境，而本案更涉及多名職員與王多次電話聯絡。原審官有足夠基礎裁定，王當時知悉職員按法例要求她提供行蹤資料。最終駁回上訴理由，維持原判。
王被裁定 4 項傳票控罪成
上訴人王詩雅（案發時 37 歲）原面對 8 罪，案件開審時，控方於庭上申請撤回其中 4 罪，獲原審暫委裁判官葉青菁批准。
餘下 4 項「明知而向獲授權人員或衞生主任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罪，控罪指王分別向衞生署職員辛麗芳、張竹君及賴潔生虛報，自己於2022 年 1 月 3 日晚上離家前往灣仔 Reserva Ibérica Tapas Bar & Restaurant 的生日派對。王經審訊被裁定罪成，判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
HCMA145/2024（KCS17697-17699/2022、KCS17701/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