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25日「荃葵青遊行」期間，案發時 22 歲的女社工，被指在警員要求她出示身份證時，多次反要求防暴督察先出示委任證，被控一項阻差辦公及一項交替的「未能在要求下出示身份證」罪，2020 年在裁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早前以「案件呈述」方式上訴，指裁判官裁定社工行為不構成「阻撓」是法律上出錯，周四（4 日）於高院原訟庭審理；社工亦到庭旁聽。 法官黃崇厚聽取律政司陳詞時，質疑警察有權查閱市民身份證，但市民同樣可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咁我（被截查者）都想知道警員嘅身份㗎嘛？」法官聽畢雙方陳詞，押後 9 月 14 日頒下判詞。
上訴爭議點：社工行為是否構成「阻撓」
根據法例，裁判法院的「案件呈述」上訴（case stated）由高院原訟庭處理，性質是就某一法律原則問題，索取原訟庭法官的意見。原訟庭法官裁決時，可推翻或維持裁判官的決定，或決定重審，或將有關事項連同其意見發還裁判官再處理等。
上訴方（控方）代表為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答辯方（辯方）由原審時辯方大律師李國輔代表。
上訴方提出兩個範疇的法律問題要求裁決，包括：（1）社工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構成「阻撓」；（2）社工的行為，是否達到警員可要求她出示身份證的水平。
律政司：緊握身份證不符「以供查閱」要求
控方代表伍淑娟指，女督察梁敏儀當晚帶領約 30 多名防暴警員到場，期間截查社工，警方要求她出示身份證時，她多次高喊「我要睇你委任證」。期間拿出錢包，其後將身份證拿出，但「緊握」在胸前。
伍指，梁敏儀曾說「我係女督察梁敏儀」，並曾「揚一揚」出示其委任證，但社工仍高喊 3 次「你無出示委任證」。最後警員以阻差辦公罪將社工拘捕。
伍強調，社工將身份證「緊握」在胸前，不符合法例所指「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閱」中「以供查閱」的要求。
雖然裁判官裁決時指，警員當時有充足時間，從社工手上取得身份證查閱。但伍陳詞指，要求警員從被截查者手中「搶」過身份證查閱，並不實際，認為被截查者需要將身份證明文件「交到警員手上」，才符合「以供查閱」的定義。
律政司：原審沒充份考慮社會背景
伍淑娟也指，裁判官沒有充分考慮案發時的社會背景，伍指案發時 2019 年 8 月，社會有眾多暴力事件發生，而案發當晚在場有百多名市民聚集，這些因素與社工行為是否構成「阻撓」相關。
伍認為，社工與梁敏儀爭論長達近 1 分鐘，使當晚作為指揮官的梁無法調配人手，處理在場聚集的百多名市民，符合法律上「阻撓」的定義。
官質疑市民同樣有權核實警身份
法官黃崇厚聽取律政司陳詞時質疑，警察有權查閱身份證，但市民同樣可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咁我（被截查者）都想知道警員嘅身份㗎嘛？」
伍淑娟回應指，當時社工的說法是她與男友在案發地點逛街時，警察將她與男友分開，所以她要作出投訴。法官進一步質疑，正是因為社工打算作出投訴，才需要警員的資料。在場旁聽的女社工聞言點頭同意。
法官也指，初步而言，他不接受「以供查閱」是必然要求將身份證「交到警員手上」，他舉例指如果場面一切和平，即使被告手持證件向警員展示內容，也能滿足「以供查閱」要求，但強調一切視乎整體情況而定。
答辯方：原審已裁手持身份證非故意阻撓
社工的代表大律師李國輔回應，指「以供查閱」的要求是「雙向」，即市民有責任出示身份證，但警員也同時有責任查閱證件。原審時梁敏儀在盤問下，同意由於案發時社工已「阻撓」她約 1 分鐘，以及警員當時已拘捕她，即使她之後再出示身份證，也已無意義。
李指，這顯示警員當時已無意查閱社工的身份證，因此這部分的行為不能構成「阻撓」。
李續指同意原審裁決，指社工並無「故意」阻撓警員，否則她當時不會拿錢包及身分證出來握在手中，而即使社工是「真誠但錯誤地相信」自己有權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這也顯示她沒有「故意」阻撓警員，不符合「阻差辦公」罪的定義。
李指出，因此裁判官裁定社工無罪，並無犯法律錯誤。
原審阻差辦公及交替控罪不成立
被告林曉樺（案發時 22 歲，社工），被控一項「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俗稱「阻差辦公」），指她於 2019 年 8 月 25 日，在荃灣街市街及眾安街交界的香港電訊 1010 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督察梁敏儀。她另被控一項交替控罪「未能在規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
原審裁判官黃雅茵裁決時指，被告用 43 秒拿出身份證是合理時間，並指身穿軍裝並不是拒絕出示委任證的合理理由，故裁定被告所有罪名不成立。亦指被告行為沒有自招嫌疑，批准辯方訟費申請。
HCMA 44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