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本月就串謀勾結案判囚 10 年,當中僅 2 個月零 2 日、即 47 人案餘下刑期同期執行,變相黃被加監 9 年 10 個月。判詞透露,黃之鋒早於今年 5 月表達認罪意向,為何同期執行的刑期,不能追溯至他認罪當日?一般而言,若案件或判刑涉及延誤,又能否據此提出上訴?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解釋,香港刑事法不容許法庭將監禁刑期,追溯至判刑命令下達之前,因此同期執行只能涵蓋另案尚餘刑期。另外,有學者指出,延誤一般只能視作減刑考慮,難以成為上訴理由;而黃之鋒的刑期已觸及《國安法》「罪行重大」的 10 年下限,相信難以再爭取減刑。
判詞:同期執行只能涵蓋另案「餘下刑期」
黃之鋒自 2020 年 11 月起,因「包圍警總案」認罪而還押,其後先後就 5 宗案件判監,原定於 2027 年 1 月 7 日完成最後一宗案件,即 47 人案的刑期出獄。
律政司於 2025 年 6 月、黃仍在獄中時,再起訴他在《國安法》生效後干犯串謀勾結罪。黃之鋒認罪,本月 5 日被判囚 10 年。

《國安法》法官譚耀豪在判詞指出,雖然 47 人案與本案控罪及犯罪行為不同,量刑整體性原則仍然適用。不過,在法律容許範圍內,法庭最多只能將本案部分刑期,與 47 人案尚餘的 2 個月零 2 日同期執行,變相黃被加監約 9 年 10 個月。
判詞透露,黃早於今年 5 月、案件由裁判法院交付至高院時,已表達認罪意向,並於 9 月 2 日在高等法院正式答辯。為何同期執行的刑期,不能追溯至認罪當日,而只能涵蓋判刑當日另案的「餘下刑期」?
學者:判刑不能追溯至認罪日
曾編著香港量刑參考書籍《Sentencing in Hong Kong》的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表示,在香港的刑事法下,法庭不能把監禁刑期「追溯」(backdate)至判刑命令下達之前,因此黃之鋒的判刑命令,不能追溯至認罪當日。
他進一步解釋,判刑命令由頒令當日起生效,因此同期執行只能涵蓋另一案件餘下的刑期。
至於在一般刑事案,被告若被捕後一直還押,判監時通常可從刑期扣除已還押日數,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這項安排源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7A 條:
67A.監禁刑罰的計算
就法庭所施加於某人的任何監禁刑罰的長短而言,如法庭就任何與該刑罰或判處該刑罰的罪行有關的法律程序或就任何產生該等法律程序的法律程序作出任何命令,而該人僅因該命令被交付扣押,則該刑期須視作減去該人在扣押中的期間⋯⋯
黃啟暘指出,關鍵在於被告是否因單一案件被扣押。若被告僅因一宗案件被還押,第 67A 條的「倒扣」安排便適用,可從刑期扣除還押日數;但若他同時因其他案件被扣押,便不能直接將該段日子從本案刑期扣除。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亦指出,黃之鋒就串謀勾結案認罪時,正就另一宗案件服刑,因此該段在囚日子不能直接計入新案刑期。即使法官下令兩案同期執行,也只能涵蓋判刑後兩案刑期重疊的部分。
學者:延誤只能視作減刑考慮
辯方資深大狀陳政龍今年 9 月為黃之鋒求情時提到,黃之鋒已在最早機會認罪,又指如本案能及時與 47 人案相若時間判刑,考慮兩者背景、動機相近,料刑期可同期執行、令總刑期約為判監逾 5 年,但由於案件涉及延誤,若兩案刑期分期執行,料合計須服刑約 15 年,近乎與黎智英看齊。
楊艾文表示,延誤一般只能視為求情時的減刑考慮,惟受《國安法》刑期下限的限制,黃被裁定「罪行重大」,即使案件涉延誤亦不能減至跌出下限。江樂士亦指,黃之鋒的刑期已扣減至觸及《國安法》「罪行重大」的判罰下限,料難再爭取減刑。
黃啟暘則指,同期和分期執行刑期的概念,出自普通法下的「總體量刑原則」(principle of totality)。當一名被告就兩案被判監,各案刑期應分別視為獨立刑期,但法庭可按「總體量刑原則」作出調整。
黃續指,即使被告認罪與判刑日相隔時間較長,以致能夠同期執行的空間不多,亦難以構成上訴理由,因為「延誤」不論來自控方抑或法庭,都只能反映在減刑上,而不能透過「總體量刑原則」處理。而黃之鋒案的刑期已減至「罪行重大」的 10 年下限,相信再沒減刑空間。
HCCC18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