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現場 見證記錄

光城者涉串謀煽動顛覆政權案 控辯爭議串謀罪判刑應否跟隨《國安法》「最低刑期」

光城者涉串謀煽動顛覆政權案 控辯爭議串謀罪判刑應否跟隨《國安法》「最低刑期」

分享:

組織「光城者」7 名成員被指擺街站提倡以武力推翻政權,被控「串謀煽動顛覆政權」罪,繼 6 人早前認罪,餘下一人周五(9 日)亦認罪,案件進入求情。本案亦是首宗有未成人因《國安法》定罪的案件。

控辯亦就《刑事罪行條例》下串謀罪的判刑,應否跟隨《港區國安法》的刑期相關規定,即情節嚴重應判囚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提法律爭議。控方指應跟隨,指串謀罪與實質控罪刑罰應一致;辯方反對,指認罪扣減屬香港刑事法庭已確立的原則,若跟隨規定而不再扣減,區院判刑起點將被限制於 7.5 至 10 年監禁。

3 名被告已完成求情,案件將於下周五(16 日)再訊,處理餘下 4 名被告求情。(見另稿
控方:串謀罪與本身實質控罪刑罰應一致

本案控罪為「串謀煽動顛覆政權」。按《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如屬情節嚴重,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控方提出 4 項理據,認為本案應沿用《國安法》的判刑限制。首先,控方認為辯方依賴《刑事罪行條例》159C 條,當中列明「串謀罪」的最高刑罰不能超過原本實質控罪的最高刑期。但沒有提及不能套用控罪的最低刑期限制。

此外,控方指第 159C 條又提及串謀罪,與本身實質控罪的嚴重程度相稱,而本案控罪本身違反《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的串謀罪,認為法庭需考慮兩者。

法官打斷指,辯方意思為法庭雖然要考慮兩者,但非「強制跟隨」國安法的相關判刑限制。控方回應,串謀罪屬「未完成罪行」,指參考立法歷史及其立法原意,「未完成罪行」應與本身實質罪行刑期相同,背後理念為兩者刑罰應一致,不應較輕或較重。

控方:判刑須具阻嚇力以防危國安

此外,控方指本案涉及違反《國安法》,其立法原意應與本地法律兼容互通,若兩者有不同時,應優先考慮《國安法》。

控方指,全國人大制定《國安法》時,刻意訂明要與本地法律兼容互補,已考慮如何與本地法銜接。控方續指,《國安法》立法目的為防範、制止和懲治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為達到相關目的,判刑須具阻嚇力,認為本案因此須跟隨最低刑期。

最後,控方指雖然本案以串謀罪提控,但指根據承認案情,被告實已干犯「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實質控罪。

控方指,是為正確反映整體犯罪,才以串謀罪提控,若因而令最低刑期的限制不適用,便會有不一致的地方,「並不公平」,而判刑亦將不能如實反映被告所干犯的罪行。

辯方:涉人身自由應狹義詮釋條文

辯方多名大律師輪流陳詞,作出回應。辯方指,控方所言《國安法》要考慮懲治及防範的原則,其實與普通法的處理方式沒有分別,而當刑法涉及人身自由受制肘時,根據普通法原則,應以謹慎、狹義的方法詮釋,不能因《國安法》便把香港沿用已久的法律原則置之不理。

辯方續指,以狹義方式解釋,意指若法例有清楚列明才可應用,不應從其立法原意、立法機關的講解,即使沒有列明,「仍把最低刑期拉入去」。

另一名辯方大律師指,《國安法》沒有明文列明「最低刑期」,認為若有立法改變現有法律原則,特別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立法機關定會清晰列明。

辯方:認罪扣減是香港已確立原則
若不扣減將限區院判刑起點

法官關注,《國安法》下被告認罪是否能獲 3 分 1 刑期扣減。辯方回應指,認罪下的刑期扣減屬香港刑事法庭已確立的原則,若沒有減刑便不會再有認罪誘因,例如甚少有謀殺案被告認罪。

辯方最後強調,如果法庭就着 5 年刑期的限制,而不再因認罪而扣減,便會把區域法院的判刑起點限制在 7 年半至 10 年。

案件押後至下周五(16 日)繼續進行求情及處理,除原獲保釋的第六被告外,其餘被告續須還押。

7 人被控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7 名被告案發時 15 至 25 歲,依次為:阮姓男學生(16 歲)、蔡永傑(20 歲,倉務員)、15 歲少女、梁姓女學生(16 歲)、陳右津(25 歲,售貨員)、蔣周姓男學生(16 歲)及郭文希(18 歲,女學生)。首兩名被告另捲入一宗爆竊案;郭則另涉一宗國安案。除了蔣周早前於高院申請保釋獲批外,其餘 6 人已被還押超過 11 個月。

7 人被控「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即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5 月 6 日,在香港一同串謀,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

DCCC801/2021、DCCC985/2021
最新文章
焦點

訂閱支持,撐起《法庭線》

《法庭線》報道全部免費向公眾開放,有賴讀者付費月訂或年訂支持營運。
所有訂閱收入均用於營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