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在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裁定，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兩名前常委徐漢光及鄧岳君上訴得直，判詞指控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大幅遮蓋呈堂證據，剝奪被告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見報道）。《法庭線》記者在手記回顧跟進這案的困難，以及重要的細節。
與很多人一樣，我很早已認識「支聯會」這 3 個字。每逢六四臨近，電視台的六點半新聞報道，總會提及維園將有燭光晚會，又會重播往年的畫面，比較出席人數等等。
《國安法》之後，支聯會能否繼續運作成為疑問，特首都被問過相關問題。2021 年 7 月，警方突然發出通知書索取資料，說有合理理由相信它是「外國代理人」，令不少人驚訝。
支聯會的常委由接獲通知書以至整場審訊，都大力否認這一點。
記得剛轉至法庭組時，反修例示威案仍是排山倒海，大多數被告與我年紀相若，甚或比我更年輕。他們再用力隱藏，眼神、肢體小動作都會流露一抹緊張和不安，但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3 位不認罪的被告卻不是這樣。
4 年以來，由裁判法院、高等法院去到終審法院，提堂、審訊、罪成、判囚 、第一次上訴失敗、終極上訴得直，他們面對每個階段都是一貫從容。
終審勝訴那天，鄒幸彤離庭前笑着舉起「V」字手勢。30 多歲的她每次出入法庭都面帶笑容，露齒笑那種，她瘦削但精神飽滿，向旁聽的人揮手打招呼，用英語自辯，聲線洪亮、流暢，但有時會像機關槍般一輪嘴，即使法官間中一句「Miss Chow」打斷，要抄足仍是不易，相當考驗手速和聆聽理解。
50 多歲的鄧岳君似是 Facebook「當年今日」的人肉版，常帶來與支聯會相關的物品，例如場刊、剪報等，來提示今天是某人某事的幾多周年，就像那天在終院外，他說裁決還了支聯會義工清白，表達了「公道自在人心」的感想之後，還是會補一句，「今日係 2025 年 3 月 6 號星期四，希望大家繼續記念八九民運 36 周年」，手拿着的是報章的六四報道。
年紀最大的徐漢光，已屆七旬，鄧岳君喚他「徐 Sir」。他有時會穿拖鞋，健步如飛；終院聆訊那天，他一如之前，拖着「買餸車」出入。大概因鄧、徐一派輕鬆，保安員問他們是否來旁聽，兩人笑着解釋「我哋係上訴人呀」。
PII 與黑色墨水
採訪這場審訊，對我來說門檻極高，可說是我目前記者生涯之中，最難、要做最多功課的一場審訊。
它是《國安法》實施細則的第一案，由條文字句（附表五、附表七）、字眼定義（外國代理人）到控罪元素，都沒案例參考，向人請教亦幫助不大，因為大家都沒經驗，不過拿着條文研讀，尚能一步一步摸着石頭過河。
但「公眾利益豁免權」（PII）卻是難以逾越的鴻溝。
控方說，由於警方仍在調查，要引用 PII 遮蓋調查報告，結果庭上出現了一堆「組織 2」、「人物 1」之類的代號，金錢往來的實數不明，只知是「數十萬」、「數百萬」。控方引這堆代號組成的調查結果，指警方是合理相信支聯會是代理人。
辯方案情，只得在由代號組成的調查結果之上展開，但無論鄒幸彤指出「組織 4」付款的性質可能是甚麼、「人物 3」是不是用支聯會身分收取「組織 5」的資金，抽空了身分仍是難以理解，國安處警司亦引 PII 拒答部分問題，令場邊旁聽的記者滿頭問號。
起初以為一時解讀不到庭上資訊，他日有判詞就能揭開謎底，但原來不是。
特別記得在裁判官就 PII 範圍裁斷之後，辯方指文件仍是大部分被塗黑，鄒幸彤說「我只收到很多頁的黑色墨水」、「我會形容為 99% 的內容都被遮蔽了」、「我不知道是否應感激控方的『慷慨』」。坦白說，當時我以為她是在「派 Bite」。
直至裁決日，裁判官在判詞披露了那兩份遮蓋了的文件，我們才知她所言非虛。
那一天，司法機構印好了判詞派給記者。那是用橡筋綑起，有 3、4 疊釘好的 A4 紙，我接過後覺得頗重，瞥見附件有很多黑色方塊，一度以為是影印機「漏墨」，再看一眼，恍然大悟，與行家面面相覷：「原來這就是『黑色墨水』……」
記者資訊受限，影響可能是報道不準確或者不完整，但對辯方來說，資訊受限就意味他們在刑事審訊中難以抗辯。
支聯會是否代理人？
鄒幸彤在庭上嘗試指出，警方指控支聯會代理組織的身分，控方一度引 PII 反對，警司證人亦拒絕確認。
輪到鄒幸彤作供，她講及對支聯會的記憶，引公司章程、決策架構等，指支聯會由約 200 個公民組織組成，「由始自終，都係香港人自發組成嘅團體，而唔係咩外國派嚟嘅代理或棋子」，控方亦沒有針對性地反駁。
支聯會是誰的代理人，是辯方由始至終都在問的問題。但控方一直都沒有給出完整的答案，一方面稱並非控罪元素，另一方面又申請了 PII 遮蓋。後來終院說，控方既錯誤理解控罪元素，申請 PII 亦令自己沒證據可用。
所以直至審結，3 個級別的法院都沒對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作出裁定。
但對被告方來說，控方在審訊沒能證明（或認為毋須證明）支聯會是代理人這一點，已還他們清白。
當談及六四的場所由維園移至法院，法庭似乎難以避免要有所裁斷。
警方的調查報告，描述六四是「安排清場」；鄒幸彤庭上稱「天安門大屠殺」，被控方要求改用字。
裁判官說為保法庭公正性 ，不談政治，要改用「事件」，說大家都明意指甚麼。之後亦要求鄒改用「報稱受害人」、「聲稱六四倖存者」。
勝訴敗訴以外，也許更重要的是，已發生的事情會如何被審視及挑戰。
《法庭線》記者
支聯會資料案Q&A｜警方為何要索資料？控方為何要遮證據？辯方經歷了甚麼不公？
支聯會資料案｜PII之下鄒幸彤3人抗辯如何碰壁？ 終院認為法庭應如何處理？
FACC10/2024、FACC11/2024（HCMA99/2023、WKCC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