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協會（記協）早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挑戰運輸署今年 1 月就車牌查冊實施的新安排，要求傳媒查冊須向運輸署長書面申請，與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原則不一致，要求法庭裁定政策違憲。案件周二（24 日）於高院聆訊。法官高浩文聽畢雙方陳詞，將於 3 個月內頒下判詞。
記協一方認為，運輸署的新政策與「蔡玉玲案」判決相違背，干預新聞自由。署方稱擔心車主個人資料被濫用，但目前已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作出平衡，拒絕向記者提供資料並不合理。
運輸署一方則指，記者本身無權取個人資料，署方收集車主資料，有責任把關。至於新措施實施後，《NOW TV》及《集誌社》針對 7.21 元朗事件查冊均被拒，曾提出挑戰並質疑署方延誤處理，署方指，多間新聞機構均於措施生效同日申請查冊，刻意同步測試新機制，又指 7.21 事件發生於 2019 年，並非緊急及涉重大新聞價值的報道。
蔡玉玲終極勝訴後
運輸署提出查冊新政策
去年 6 月，因跟進元朗 721 襲擊事件，被控向運輸署虛報車牌查冊用途的港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終極上訴得直，終院認為，運輸署無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例如懷疑車主使用車輛干犯罪行，排除在車牌查冊目的的所有選項以外。
至今年 1 月，運輸署提出新政策規管車牌查冊安排。新安排下，新聞採訪不屬可自動獲批查冊的 3 個目的之一，新聞工作者必須循「例外情況」作書面申請，並於署長信納申請符合「重大公眾利益」、資料不會被濫用等條件，才會批准查冊。
記協一方：新政策違反蔡玉玲案判決
申請人為記協，由資深大律師祁志、大律師譚俊傑及楊嘉瑋代表；答辯人為運輸署署長，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孫靖乾及律政司法治建設辦公室首席政府律師張禮欣代表。
記協代表祁志陳詞指，《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言論及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包括記者取得資訊的權利。至於私隱權的問題，祁志指運輸署意圖把新聞報道排除在查冊目的之外，但根據「蔡玉玲案」，法庭已考慮私隱問題，加上香港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權，已作出平衡。
對於署方稱記協要求讓記者不受限制地索取資料，祁志重申，這並非記協立場，而是運輸署現行政策，令記者根本無法因新聞報道原因而查冊。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過往查冊目的包括「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務」，而真誠的新聞報道亦包括在內。但運輸署行政及牌照科首席行政主任李威儀早前呈交的誓章，指車牌查冊只限於 3 項指定用途，將真誠新聞報道排除在外，祁志認為完全違背終院「蔡玉玲案」的判決，質疑若說法屬實，那麼署方自登記冊成立起，曾允許記者查冊，等同已越權 40 年。
記協一方：署方可在申請表提供新聞報道選項
祁志引述查冊申請表，指申請人須作出聲明，指明白登記冊是為以下目的而設立，包括「因受車輛的擁有權或車輛的使用直接影響，而需要確定該車輛資料的人士提供有關資料」。祁志認為，「直接影響」等字眼，並無在蔡玉玲案出現，指該案沒要求須聲明查冊要就車輛使用有「直接影響」。
祁志續指，申請表列出 3 項查冊目的供申請者剔選，但例外情況下，申請者須證明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署方又會查問申請者可否由其他途徑取得資料、公眾利益如何比個人資料私隱更重要等。祁志認為，署方現行政策是侵犯了記者獲取資料的權利。
法官高浩文關注，那麼署方應如何制定政策？祁志認為，署方可以在申請表中提供新聞報道作選項。
記協一方：政策不合理侵犯查冊者私隱
祁志強調，若署方擔心車主個人資料被濫用，同樣的關注其實亦適用於申請表列出的其他查冊目的，而他認為記者本身有更大責任保障他人私隱。對於署方指記者可自行做訪問獲取車牌資料，祁志反駁車主可能拒絕受訪，且記者亦有責任在刊出報道前核實資料。
另外，在現行政策下，當有人申請查閱某車牌資料，車主將獲署方通知並獲取申請人姓名等詳情。記協一方認為，可能會導致車主被提醒他正被記者調查，不合理地侵犯查冊者的私隱。
運輸署一方：署方收集車主資料有責任把關
代表運輸署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則指，署方現行政策完全符合蔡案中的原則。署方收集車主的個人資料，自有「守門人（Gatekeeper）」的責任保障個人資料。署方分辨不同的查冊目的，若直接與車輛相關，便會直接提供資料；其他例外情況，署方則沒責任提供資料，申請人須提供充分理由，再由署方逐一判斷。
余強調，記者沒有權取得個人資料，申請者須證明公開這些個人資料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再者，署方亦沒有阻止記者從其他途徑取得資料，沒有干預記者的調查及報道。
針對記協一方指，署方對記者及其他申請者有不同限制，余指既然查冊目的不同，限制便會有所不同。針對記協擔心車主會被提醒正被記者調查，余認為假如有職員「通風報信」，便構成公職人員行為不當，記協的擔心屬不必要（unjustified)。
署方：記者非認真查冊 旨在測試新制
代表運輸署的另一名資深大律師孫靖乾，列出新措施後記者查冊被拒情況，一共有 6 宗。其中 3 宗提出挑戰，均指申請過程有延誤，包括《明報》查港大有否為校長買車，以及《NOW TV》及《集誌社》針對 7.21 元朗事件查車牌。
孫指，不同新聞機構均於今年 1 月 8 日向署方提出查冊申請，可見他們刻意同步提出申請以測試新的查冊機制。而元朗 7.21 事件發生於 2019 年，並非緊急及涉重大新聞價值的報道；又指終院於去年 6 月就蔡一案頒下判決，直至署方今年 1 月公布新政策前，記者仍可沿用舊方法查冊。
孫形容，記者並非認真查冊，只是想測試查冊系統，並逐一解釋署方為何拒絕查冊要求。當中《明報》想查冊港大車輛一事，署方指申請人沒直接向校方查詢；《NOW TV》查元朗 7.21 的資料，署方指相關資料已載於蔡一案的判詞中；至於《集誌社》查 7.21 元朗事件，署方指由於申請人表示會公開車主的個人資料及身分，故拒絕其申請。孫強調，署方審核時須平衡公眾利益及個人私隱。
祁志回應指，現時政策形成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及阻嚇作用，署方稱 721 元朗事件並非緊急報道，但事件至今仍受廣大關注，警方亦有執法行動，並非不重要。
HCAL559/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