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光城者」7 名成員被指擺街站提倡以武力推翻政權，被控「串謀煽動顛覆政權」罪，繼 6 人早前認罪，餘下一人周五（9 日）亦認罪，案件進入求情。本案亦是首宗有未成人因《國安法》定罪的案件。 控辯亦就《刑事罪行條例》下串謀罪的判刑，應否跟隨《港區國安法》的刑期相關規定，即情節嚴重應判囚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提法律爭議。控方指應跟隨，指串謀罪與實質控罪刑罰應一致；辯方反對，指認罪扣減屬香港刑事法庭已確立的原則，若跟隨規定而不再扣減，區院判刑起點將被限制於 7.5 至 10 年監禁。 3 名被告已完成求情，案件將於下周五（16 日）再訊，處理餘下 4 名被告求情。（見另稿）
控方：串謀罪與本身實質控罪刑罰應一致
本案控罪為「串謀煽動顛覆政權」。按《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如屬情節嚴重，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控方提出 4 項理據，認為本案應沿用《國安法》的判刑限制。首先，控方認為辯方依賴《刑事罪行條例》159C 條，當中列明「串謀罪」的最高刑罰不能超過原本實質控罪的最高刑期。但沒有提及不能套用控罪的最低刑期限制。
此外，控方指第 159C 條又提及串謀罪，與本身實質控罪的嚴重程度相稱，而本案控罪本身違反《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的串謀罪，認為法庭需考慮兩者。
法官打斷指，辯方意思為法庭雖然要考慮兩者，但非「強制跟隨」國安法的相關判刑限制。控方回應，串謀罪屬「未完成罪行」，指參考立法歷史及其立法原意，「未完成罪行」應與本身實質罪行刑期相同，背後理念為兩者刑罰應一致，不應較輕或較重。
控方：判刑須具阻嚇力以防危國安
此外，控方指本案涉及違反《國安法》，其立法原意應與本地法律兼容互通，若兩者有不同時，應優先考慮《國安法》。
控方指，全國人大制定《國安法》時，刻意訂明要與本地法律兼容互補，已考慮如何與本地法銜接。控方續指，《國安法》立法目的為防範、制止和懲治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為達到相關目的，判刑須具阻嚇力，認為本案因此須跟隨最低刑期。
最後，控方指雖然本案以串謀罪提控，但指根據承認案情，被告實已干犯「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實質控罪。
控方指，是為正確反映整體犯罪，才以串謀罪提控，若因而令最低刑期的限制不適用，便會有不一致的地方，「並不公平」，而判刑亦將不能如實反映被告所干犯的罪行。
辯方：涉人身自由應狹義詮釋條文
辯方多名大律師輪流陳詞，作出回應。辯方指，控方所言《國安法》要考慮懲治及防範的原則，其實與普通法的處理方式沒有分別，而當刑法涉及人身自由受制肘時，根據普通法原則，應以謹慎、狹義的方法詮釋，不能因《國安法》便把香港沿用已久的法律原則置之不理。
辯方續指，以狹義方式解釋，意指若法例有清楚列明才可應用，不應從其立法原意、立法機關的講解，即使沒有列明，「仍把最低刑期拉入去」。
另一名辯方大律師指，《國安法》沒有明文列明「最低刑期」，認為若有立法改變現有法律原則，特別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立法機關定會清晰列明。
辯方：認罪扣減是香港已確立原則
若不扣減將限區院判刑起點
法官關注，《國安法》下被告認罪是否能獲 3 分 1 刑期扣減。辯方回應指，認罪下的刑期扣減屬香港刑事法庭已確立的原則，若沒有減刑便不會再有認罪誘因，例如甚少有謀殺案被告認罪。
辯方最後強調，如果法庭就着 5 年刑期的限制，而不再因認罪而扣減，便會把區域法院的判刑起點限制在 7 年半至 10 年。
案件押後至下周五（16 日）繼續進行求情及處理，除原獲保釋的第六被告外，其餘被告續須還押。
7 人被控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7 名被告案發時 15 至 25 歲，依次為：阮姓男學生（16 歲）、蔡永傑（20 歲，倉務員）、15 歲少女、梁姓女學生（16 歲）、陳右津（25 歲，售貨員）、蔣周姓男學生（16 歲）及郭文希（18 歲，女學生）。首兩名被告另捲入一宗爆竊案；郭則另涉一宗國安案。除了蔣周早前於高院申請保釋獲批外，其餘 6 人已被還押超過 11 個月。
7 人被控「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即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5 月 6 日，在香港一同串謀，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
DCCC801/2021、DCCC985/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