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 3 常委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被指拒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案，經歷 13 日審訊後，周六（4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項「沒有遵從通知的規定遞交資料」罪成，押後至下周六（11 日）聽取辯方求情。鄒幸彤步入羈留室時，多名旁聽人士站起揮手說「保重呀」，獲鄒回「終於見到大家個下巴」。徐漢光、鄧岳君續准保釋，其中鄧步出法院時指：「今日係 3 月 4 號，希望大家仲記得六四 34 周年。」 本案為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刑事審訊案件，及首宗拒交資料審訊案。《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表示，參考《國安法》條文及相應案例，「實施細則」同樣不容挑戰、不受司法決定左右。而本案涉及的遞交資料通知書，羅認為門檻不低，亦認同警務處長指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一說方向正確，對隱藏於都市之中的「外國代理人」需全面搜查，最終裁定發出通知書是合法而穩妥，被告未有履責向警方提供所索資料，因此罪成。
法官頒發判詞時，亦附上涉「公眾利益豁免權」的控方證物複印本，包括鄒幸彤在審訊時曾稱「我只收到很多頁的黑色墨水」的文件，如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之調查報告，及警務處長遞予保安局，申請向支聯會等人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的申請文件。其中涉 28 頁的調查報告，控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見「法律 101」文章）為由，在當中 22 頁遮蓋部分內容，或以代號稱呼相關組織及人士。
警方 2021 年 8 月發資料通知書
向支聯會常委索 4 大類資料
判詞歸納本案事發經過，指警務處長於 2021 年 8 月 25 日，引《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 ，向包括本案 3 名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在內的支聯會常委，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
通知書指，警方調查後，警務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支聯會為《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定義下的「外國代理人」，同時合理地相信（reasonably believes），發出通知書對防止、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屬必要，遂要求支聯會交出以下資料，限於 14 日內遞交：
（一）支聯會成立至今（當時）的所有職員資料 （二）自 2014 年起，支聯會在港舉辦活動資料、涉及在內的共同組織者資料，例如「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民主中國陣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以及人物 Mark Simon 等 （三）2014 年起支聯會內、外的會議紀錄 （四）2014 年起支聯會的收支紀錄，並特別註明，要求常委交代鄒幸彤於 2021 年 2 月 4 日，收取 Asia Democracy Network 一筆 3,000 元的原因及目的
判詞續指，及後支聯會召開記者會表明拒交，並向警務處長發出公開信，聲明支聯會不是任何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並會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另又批評控罪有違「不自證其罪」原則、公平審訊、結社自由及私隱保障。
辯方爭議發通知書合法性
官指《國安法》實施細則不容挑戰
羅德泉在判詞中指，辯方抗辯重點，在於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法官並在判詞羅列本港高院上訴庭案例「梁國雄案」，及《國安法》條文與相應案例。
翻查資料，梁國雄案訂下「相稱驗證準則」（proportional analysis），以判斷對某些權利施加的限制，有否違反人權。羅在判詞指，《國安法》第 43 條賦權執法人員，而據「黎智英案」，《國安法》不容挑戰；第 13 條亦註明國安委的決定，不容司法程序或決定左右。羅認為，在上述背景下，《國安法》「實施細則」，同樣不容挑戰（not the subject of any challenge）。
判詞續指，「實施細則」附表五授權警方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並預期警方會恰當行使該權力。
官：附表五要求「合理理由相信」標準不低
羅德泉指，考慮「相稱驗證準則」時，要全面且客觀。他認為，「實施細則」沒就附表五中所指的「合理理由相信」（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訂定門檻，有別於授予類同權力的附表一和七，要求先確定目標對象。就其觀察，辨認出（identify）「外國代理人」，只是執行「防止、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措施的初步之舉，考慮其中或涉海外組織或人物，要求警方採用嚴謹的辨認標準「並不現實」（unrealistic），加上現時沒有代理人註冊機制或外國代理人名單，調查初期的資料或鬆散，但維護國家安全至為重要，條文有必要確保具彈性。
羅德泉認為，相對於有較嚴格應用門檻的附表一、七所指的「合理理由懷疑」，附表五所指的「合理理由相信」標準較低，但其標準本身亦不低。
羅指出，考慮被告背景、政治目標、活動及多年來與本地、非本地組織的聯繫，認為「警務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一說，屬正確方向（correct approach）。
官：「外國代理人」在港屬「新概念」
代理人或隱身 全面搜查有必要
羅德泉接著在判詞中分析國安處要求支聯會提交的資料，有否過量。羅認為，「外國代理人」在香港屬「新概念」，沒有任何先例可言，本質上亦不屬犯罪，因目前不存在任何代理人註冊機制，形容「所有事是由零開始」。而對於一些隱身都市之中的「代理人」，警方作出全面搜查及篩查，份屬必要。
羅續指，支聯會自 1989 年成立起，不斷舉辦與六四相關的政治活動，並與本地、非本地組織或人物有聯繫，「要求成立至今、完整的常委、全職員工名單，對於弄清支聯會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要求」，而索取個人資料用於辨認目的，對執法而言亦是必要。
至於索取支聯會近期活動資料，羅德泉認為，由於支聯會積極與不同海外人或組織合作，故有必要查清他們之間的來往（dealings）、聯繫、金錢流向及資產，以找出他們的從屬關係及終極目標。
羅認為，警方向支聯會索取相關資料，並非漁翁撒網（broad-brush fishing），有設定時限等，認為警方發出通知書的行動，已是克制（abstemious）及自制（self-restrained）。
辯方質疑追溯至 1989 年
官指不能限制追溯期
審訊時，辯方曾爭議警方國安處索取資料，早於《國安法》生效前、遠至 1989 年。羅德泉在判詞中指，國家安全的概念，並非在某個時間點才突然出現，可以是在不同政體下的一連串持續性行為，因此不認同索取資料要限制追溯期。
官裁定國安警誠實可靠
批鄒幸彤盤問方式
本案一共傳召兩名控方證人，包括負責調查支聯會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登門拘捕鄒的警方國安處男警員楊肇熙（音譯）。其中，判詞綜合洪的口供指，他調查支聯會時，循其他渠道索取資料，但亦有待覆檢（cross-check）完整性、準確性，以及有否錯誤或誤解之處。
羅德泉另於判詞中批評鄒幸彤，「馬拉松式」及密集的盤問方式，指她大多時間在兜圈子（mostly circling around on），又動用「猜謎策略」（guessing tactics），目的是取得受「公眾利益豁免權」保護而遮蓋的資料，以試圖建立支聯會並非如洪毅所想般為「外國代理人」。法官認為，洪毅在盤問下證供不受動搖，裁定他為誠實可靠證人，接納其證供。
至於有親自作供的鄒幸彤，羅德泉拒絕接納她的證供，指其觀察均屬揣測、缺乏基礎。另鄒曾在庭上解釋支聯會錢銀流向，羅認為早應在通知書截止前提出，而非事後在法庭上提出。
3 被告罪成
羅德泉最終裁定，警方國安處向 3 名被告發出的「遞交資料通知書」，在當時是合法而穩妥的。而基於通知書合法，3 名被告遂有責任向警方提供所索資料。但支聯會向警務處長發出聯署公開信，表明他們無意提供資料，其後也沒有實際行動提供資料，對此也無合理辯解，因此 3 人「沒有遵從通知的規定遞交資料」罪成。
是次裁決，司法機構設 233 張公眾籌供旁聽，除正庭外另設兩個延伸庭直播。正庭內，旁聽者包括社民連「阿牛」曾健成等人。應訊的 3 名被告鄒幸彤、徐漢光、鄧岳君周六均除口罩示人。
5 人被控 梁錦威、陳多偉認罪判囚 3 月
5 名被告為：鄒幸彤（36 歲，大律師）、鄧岳君（53 歲，無業）、梁錦威（36 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 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 歲，退休人士）。他們同被控於 2021 年 9 月 8 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梁錦威、陳多偉早前認罪，各被判監 3 個月。其餘 3 人否認控罪。鄒幸彤親自應訊，鄧岳君由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黃雅斌代表。主控續由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擔任。
WKCC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