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指拒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案，周五（22 日）踏入第 13 日審訊。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押後至明年 3 月 4 日裁決。 控方呈上書面陳詞，沒有在庭上補充。辯方陳詞則質疑「外國代理人」定義過闊、發出通知書涉越權。其中親自作供的鄒幸彤重申，支聯會是由香港人運作的獨立組織，從沒為外國組織利益行事，認為警方誤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被告反要為警方的誤判付出代價。 鄒又指，對控方書面陳詞稱向支聯會發通知書無礙人權感驚訝。她指早前作供已指出警方此舉，對公民社會會引起寒蟬效應，又指支聯會若可構成威脅，受威脅的會是壟斷權力及操控真相的人（if the Alliance is a threat to anything, it was a threat to monopolization of power and manupulation of truth）。
主控、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直接採用書面陳詞，未有在庭上口頭補充。辯方則依次先由代表徐漢光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黃雅斌陳詞，再到代表鄧岳君的大律師黃俊嘉，最後是自行應訊的鄒幸彤。
辯方：證物內容被遮蓋 有礙公平審訊
黃雅斌指，《國安法》條文列明須有「必要」才可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故若警務處長僅認為「有需要」並不足夠，又指門檻即使未如鄒幸彤所指，要先證明支聯會屬「外國代理人」才可發出，亦要有足夠基礎（basis）。
戴啟思則指，國安處高級警司洪毅，向上級申請向支聯會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時，所依賴的文件內容因「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大幅遮蓋，辯方無法得知支聯會被指為哪組織的「外國代理人」，各方亦難以判斷警方是否「具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屬外國代理人、而有必要向支聯會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
辯方另一位大律師黃嘉俊亦補充指，「警方是否具合理理由相信」這點，應由控方舉證。但因內容遭遮蓋，恐怕連法庭也難以作出判斷。
辯方：警方越權索資料
戴啟思另引述《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 5 中對「外國代理人」的定義，指「代理人」的主使人為「外國組織」，而非人物（individual）。惟國安處發出的通知書，卻要求索取支聯會與「人物」Mark Simon ，即黎智英助手的相關資料，認為警務處長對支聯會的要求屬越權。
戴又指，通知書上所索資料，為支聯會與某些人或組織「相關或證明文件」（relevant or supporting documents），若支聯會認為無關，處長卻說有關，形同將風險轉嫁當事人。而警方索取的資料，涉及支聯會多年來僱員姓名、出生年月日，辯方認為有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指明索取的個人資料限用於哪些用途。
鄒幸彤：「外國代理人」定義過闊
親自作供的鄒幸彤就質疑，支聯會在本案中，僅被指收取「組織 4」一筆 2 萬元捐款，便被指稱為對方的「外國代理人」，質疑若凡有金錢來往便屬對方代理人，那麼有人捐錢予慈善組織，捐款人都可說「資助緊個 Charity」；甚或公務員 1997 年前受僱，也屬英殖代理人。
她又認為，「代理人」另一條件，是要雙方互相知悉，否則有人在街上自行替清潔工收走紙皮，對方便是清潔工「代理人」。而且雙方要有「共同利益」，在上述例子中，替清潔工收紙皮看似有共同利益，但說不定清潔工本來想賣紙皮獲利。
鄒續指，若說支聯會與「組織 4」有類同政治目標，便屬其外國代理人，定義未免過闊，舉例指小朋友許願世界和平，難道便是烏克蘭的外國代理人。
鄒幸彤最後重申，支聯會是由香港人運作的獨立組織，從沒為外國組織利益行事，認為警方誤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被告反要為警方的誤判付出代價。
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法官押後至明年 3 月 4 日裁決。
WKCC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