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等 3 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一案，黎智英獲高院批准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KC 抗辯，律政司不服上訴，被上訴庭被駁回後，再於 11 月 28 日被終審法院拒批上訴許可。同日，特首李家超，宣布就此事提請「人大釋法」。
憲法議題的確是深奧而難懂。本期希望藉着相關法律條文及案例，簡單解釋「人大釋法」是怎麽一回事，及重溫以往 5 次人大釋法的經過。
釋法的權力來源
《基本法》於 1990 年 4 月 4 日，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通過，於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國安法》則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並於同日晚上 11 時生效。
就《基本法》而言，終審法院案例表明，人大常委有權解釋《基本法》。該權力源自《中國憲法》第 67(4) 條及《基本法》第 158(1) 條，並且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
- 《中國憲法》第 67(4) 條：「人大常委行使下列職權…解釋法律…」
- 《基本法》第 158(1) 條：「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
至於《國安法》，第 65 條與《基本法》一樣，也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
以往五次釋法
1997 年 7 月 1 日起，曾有 5 次人大釋法，可簡述如下：
誰可提出釋法？何時可釋法？
首先，人大常委有權主動釋法。例如本港第二次（普選問題）及第五次（宣誓風波）釋法，都是由人大常委自行提出。
此外，根據案例，及《基本法》第 158(2) 及 (3) 條，本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也有權自行解釋《基本法》的條文。但是，如果相關《基本法》條文關於以下兩者其一、是可爭辯地擁有不同解讀，而解讀又會影響判決結果，終審法院就有責任尋求人大釋法：——
- 關於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
- 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
目前只有第四次釋法（剛果案 — 外交豁免權爭議），是由終審法院尋求人大釋法。另外，《國安法》似乎沒有對應《基本法》第 158(2) 及 (3) 條的條文。
實際而言，特首亦可引用《基本法》第 43 條（特首是特區首長、對中央及港府負責） 及 48(2) 條（特首負責執行《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直接提請人大釋法。第一次（居港權爭議）及第三次（特首任期問題）釋法，及今次就黎智英案的釋法要求，都是由特首提請。
時間上，人大釋法可在任何時候作出。例如第一次釋法（居港權爭議）是於終審法院頒佈裁決後作出；第五次釋法（立法會宣誓風波）是在聆訊後、高院原訟庭裁決之前作出。
釋法的效果
目前尚未有關於《國安法》的人大釋法。但就《基本法》條文而言，案例表明，人大釋法可以「闡明或補充法律」（clarify or supplement laws）、對香港法院有約束力，以及性質是宣告《基本法》自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起的法律狀況。
那麽釋法是否有追溯效力？《基本法》第 158(3) 條指，釋法「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終院案例亦確認，不管釋法是否由終審法院要求，釋法都不會影響此前已作出的判決。
但是，《國安法》似乎沒有對應《基本法》第 158(3) 條的條文。就《國安法》的人大釋法是否有追溯效力，似乎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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