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罪行由不同的罪行元素（elements）組成，控方要證明一項罪行，就要證明該罪行的所有罪行元素。罪行元素可分為兩大類：「犯罪行為」（拉丁文 actus reus）和「犯罪意圖」（拉丁文 mens rea）。行為通常是外在的，可被證人看見，例如目擊被告的具體行動，甚至有相片或影片紀錄等證物。意圖則通常是內在的，似乎只有被告最清楚。那麼是否只要被告保持沉默，甚至聲稱自己沒有犯罪意圖，控方便難以舉證？法律上還有甚麼方法可證明被告的所思所想？
何謂「犯罪意圖」?
首先，要了解如何證明犯罪意圖，須先知道何謂犯罪意圖。
常見的犯罪意圖包括，意圖（intentionally）、罔顧（recklessly）、知道（knowingly）、不誠實（dishonestly）、故意（wilfully）、惡意（maliciously）、和有合理理由相信（with reasonable grounds of belief）等，在法律上各有不同定義。
在應用上可參考以下常見罪行：
- 「盜竊」罪：根據《盜竊罪條例》第2(1)條，犯罪行為指「挪佔屬於另一人的財產」，而犯罪意圖是「不誠實地」和「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以店鋪盜竊為例，假如被告是一時忘記付款，便不屬「不誠實」，也沒有「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因而無罪。
- 「刑事恐嚇」罪：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4(a)(i)條，犯罪行為指「威脅其他人會使該其他人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而犯罪意圖是「意圖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假如被告是一時衝口而出，便不屬「意圖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因而無罪。
- 「管有危險藥物」罪（俗稱「藏毒」罪）：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8(1)(a)條及普通法，犯罪行為是「管有危險藥物」，而犯罪意圖是「知道所管有的物品是危險藥物」和「意圖保管或控制該物品」。假如被告誤以為所管有的是中藥，便不屬「知道所管有的物品是危險藥物」，因而無罪。
另一方面，有部分罪行毋須證明犯罪意圖，即「絕對法律責任」（absolute liability）罪行。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24(1)條的「與 16 歲以下女童性交」罪為例，即使男被告不知道或沒理由懷疑女事主是 16 歲以下，只要控方能證明犯罪行為，即被告與 16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便足以入罪。
在以上兩類罪行之間，還有一類罪行，控方毋須證明犯罪意圖，但被告可依賴法例定明的抗辯理由（statutory defence）抗辯。例如《入境條例》第17I(1&1A)條的「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俗稱「請黑工」罪），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知道所僱的人是「黑工」，但假如被告能證明他已採取一切切實可行步驟（例如檢查身份證明文件，查詢個人背景等），合理斷定該人不是「黑工」，即使該人事實上是「黑工」，罪行也不成立。
法律上還有其他與犯罪意圖相關但不相同的概念。例如，不知道行為犯法（mistake of law），一般不等於沒有犯罪意圖。以「藏毒」罪為例，即使被告不知道管有大麻在香港是犯法的，只要他知道自己所管有的是大麻，那已是足夠的犯罪意圖。
如何證明「犯罪意圖」?
控方要證明被告的犯罪意圖，主要有兩種方法。
第一，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即被告承認自己有犯罪意圖，亦即招認（confession）。以店鋪盜竊為例，假如店鋪保安截停被告時，被告說「我一時貪心，我畀返錢呀」，由於「貪心」清楚顯示被告有犯罪意圖，所以這句說話是招認，控方傳召保安出庭講述案發經過，便屬於對被告不利的直接證據。相反，假如被告說「我一時唔記得畀錢，我畀返錢呀」，由於這句說話未能顯示被告有犯罪意圖，所以不屬招認，控方或不會依賴。不過，這不等於被告必然罪脱，法庭仍須判斷這句說話是否事實，還是開脱罪責的藉口。
第二，控方亦可依賴環境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即可以合理推論被告有犯罪意圖的證據。以超市盜竊為例，假如被告把貨品放在環保袋內，並將環保袋打結，那便傾向顯示被告有盜竊的犯罪意圖，因被告理應使用購物籃，即使有理由須使用環保袋，一般也不會打結。又以情侶之間的恐嚇為例，同一句說話「你出街小心啲呀」，由一個手持菜刀的被告重複說出，以及由一個被挑釁後的被告激動說出，或反映截然不同的意圖。
每宗案件的證據都不同，有些案件有直接和環境證據，有些案件則只有環境證據。即使牽涉相同罪行，過往的案例是否完全適用，往往取決於證據上的細節有多相似。因此，為了協助法庭作出公平裁決，控辯雙方除了有責任釐清哪些證據相關（relevant）及可呈堂（admissible），以證明被告有罪或無罪，同時亦需援引真正相關或相似的案例，並闡述如何應用在案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