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確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子，指自己 13 年前在內地遇襲，令病情復發，回港後被強制留院，其後須遵守「有條件釋放令」。他稱 4 年後方知可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覆核命令，但一直不知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結果 4 度自行覆核均遭駁回。他早前入稟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宣告醫管局和審裁處失職，沒向他解釋病人權利，構成程序不公。高等法院周四（21 日）開庭審理。
法官高浩文聽罷陳詞，押後 5 月 31 日前頒裁決。申請方力陳醫管局和審裁處有責任，保障精神行為能力有障礙者的權利，不應依賴病人主動搜集資訊；醫管局一方則強調局方沒法定責任，而「有條件釋放」者在社區生活時，亦有機會了解自身權利。
司法覆核申請人夏志偉由資深大律師祁志代表，建議答辯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院長、醫管局則由資深大律師孫竫乾代表。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不參與訴訟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同列為建議答辯人，庭上透露，管轄審裁處的醫務衞生局早前申請不參與訴訟，獲法庭批准。申請方形容局方決定「有趣、不尋常」，指審裁處主動放棄辯護權利，亦沒反駁申請方提出的指控，但法庭仍能判斷審裁處是否有法定責任，即是否有責任確保病人有法律代表協助覆核。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42B 條，若醫院院長「覺得某名病人有刑事暴力的病歷，或有使用刑事暴力的傾向」，而在施加釋放條件後，可安全地釋放病人，便可頒下「有條件釋放令」，施加住在指定住所、到指定診所覆診等條件後，病人便可出院。
申請方指出，指定住所包括中途宿舍，雖然申請人沒被安排住中途宿舍，但陳詞列出的另外 5 個個案均須住中途宿舍，人身自由受限，若院長認為病人違反條件，為了病人或保障他人安全需要，隨時可召回病人入院，亦可更改釋放令的條件，令病人時常擔心會被召回。
申請方指審裁處有責任解釋權利
本案的主要爭議，是院方及審裁處，是否有責任告知獲「有條件釋放」的人可以申請覆核，並可以聘請律師代表和申請法援，否則違反受《基本法》保障的公平審訊權。
申請方在庭上補充，《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規則》第 9（3）條列明，若申請覆核的病人不希望自行處理個案，又沒有授權代表代為行事，審裁處可以委任他人擔任其代表，這反映審裁處有責任，確保病人知悉他可以聘用律師以及申請法援。
申請方強調，本案牽涉精神行為能力有障礙的人士，審裁處的決定會影響他們的人身自由，審裁處有更大責任，採取可行的措施確保病人知悉其法律權利。
申請方續指，申請人「是名聰明、受教育、有工作經驗的人」，接受治療後日常生活可以自理，但在自行準備覆核時，仍無法針對法例訂明的釋放條件撰寫陳詞，正正反映有法律代表有多重要。
申請方質疑醫管局新措施
對「有條件釋放」者不公
醫管局在去年 12 月訂下新措施，要求醫管局職員向強制留院的病人及親屬，解釋他們有權到審裁處覆核留院令。申請方質疑，新措施隻字不提病人可以聘請律師和申請法援，更不囊括「有條件釋放」者，依然不認可病人的權利，亦對「有條件釋放」者不公。
申請方又反問，為何要依賴一名精神行為能力有障礙者，去主動了解他的權利，「若你不告知他的權利，他怎可能有效行使覆核，和聘用法律代表的權利呢？」
醫管局稱應聚焦法律爭議
醫管局一方的書面陳詞指，局方認為施加向「有條件釋放」者解釋權利的工作，會帶來行政負擔。申請方則反駁，法例僅要求院方「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履行責任，「這不可能太難、不可能做不到」。
代表醫管局的資深大律師孫竫乾反指，申請方主張在病人小冊子，加兩段解釋法律代表權利看似很容易，但強調本案處理的是法律爭議，「問題不是能否做到，而是醫管局不這樣做，會否導致程序不公」，以及是否失職。
醫管局：「法庭不應重寫法例」
勿施加非必要責任
《精神健康條例》第 68A 條列明院長有責任確保強制留院的病人及其親屬，明白院方羈留他的法律效力，以及他有權可向審裁處申請獲得釋放。申請方主張，條例不限於被羈留的病人，而是涵蓋人身自由同樣受限制的「有條件釋放」者。
醫管局一方則陳詞指，法例的字面意思只囊括被羈留的病人，並非出現「漏洞」，而是刻意訂明院方只有「積極責任」向被羈留的病人解釋權利，而這不影響「有條件釋放」者本身擁有的權利，包括聘請法律代表，故法庭不應「重寫法例」，否則是向院方施加「非必要的責任」。
醫管局一方續指，被羈留和「有條件釋放」兩者明顯有別，後者只須遵守相關條件，便不會召回入院，院方亦會定期檢視情況，釋放病人，本案申請人夏志偉亦是在院方檢視後，於 2020 年獲無條件釋放。
醫管局：於社區生活時
有機會了解自身權利
孫竫乾又指，「有條件釋放」者必然「會堅持他們是正常人，除了要遵守某些條件可正常過活，想爭取絕對的自由」，但他們仍是精神病患者，只是在某些條件下適合出院，可以在社區生活，接觸親朋戚友，「他們有更多機會了解自己的權利，知悉有權聘用法律代表，如果他們看看審裁處的條例，便會知道有權聘請律師」。
入稟狀：申請人不知可聘律師等
損公平審訊權
入稟狀指，申請人夏志偉於 1995 年確診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兩年後情況改善，毋須繼續治療，如常生活 13 年後，於 2010 年在深圳受襲，頭部受傷致病症復發，返港後到北區醫院接受治療，隨後被轉至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強制羈留，期間沒獲告知「羈留」的法律意思。
夏兩個月後獲「有條件釋放」，須持續接受治療和服藥，若不遵守條件須再被羈留。4 年後，夏方得知自己有權向審裁處覆核，要求撤令，他在 3 年間 4 度自行提覆核，均被駁回，但一直不獲告知可聘法律代表及申法援。最後一次覆核雖被駁回，但其中一名醫生委員有異議，認為夏適合無條件釋放。夏最終在 2020 年獲無條件釋放。
申請方向醫管局查詢，局方提供的文件沒有提及有權提覆核及申法援，入稟狀亦指大部分「有條件釋放」者均不獲告知如何提覆核，局方沒有相關資料給予病人，審裁處亦沒有法律服務提供，認為涉及程序不公，損害申請人獲公平審訊的機會。
HCAL2374/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