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就《願榮光歸香港》申請禁制令案，因支聯會案正還押的鄒幸彤，早前表明有意提出抗辯，及參與律政司上訴案。高院法官陳健強周二（31 日）頒判詞指，鄒幸彤確認自己不是被告，亦無從事涉案 4 種禁制行為。
他又指，即使本案涉及公眾利益，不代表任何人可以聲稱代表公眾利益發聲，就自動成為案件的訴訟一方。而他認為，如鄒幸彤般沒有從事 4 種禁制行為的人，可以「介入者」等身分加入訴訟，但她沒這樣做，終駁回其申請，下令支付訟費。
爭議鄒幸彤是否屬訴訟方
高院法官陳健強在判詞開首提到，根據鄒幸彤存檔的傳票指，鄒希望法庭宣告她由 2023 年 6 月 23 日、即送達傳票當日起，便成為訴訟方(party)，以及屬於《高等法院條例》第 2 條釋義下的「被告(defendant)」 。陳續指，鄒幸彤希望參與律政司上訴案，繼而引發本次申請，並強調是次爭議，並非鄒有沒有權加入上訴，而是她能否以「訴訟方」名義參與。
判詞總結雙方理據，鄒幸彤一方認為，律政司於 2023 年 6 月 23 日，已向她送達涉案傳訊令狀和法律程序通知書，而鄒亦於同年 7 月 14 日確認送達，發出擬抗辯通知書，故鄒符合《高等法院條例》第 2 條釋義下的「訴訟方(party)」 ，即「每一名就任何法律程序獲送達通知書或出席法律程序的人」。
律政司一方則指，鄒幸彤並非本案被告，她需要證明案件與其利益有關，惟鄒沒有這樣做，亦沒有作出「加入訴訟申請」（joinder application），質疑其做法濫用程序。
判詞：律政司曾指鄒沒資格成「被告」
判詞披露，代表鄒幸彤的謝延豐律師行，與律政司於 6 至 7 月之間的書信來往（詳見下表） 。鄒一方於 6 月 21 日去信律政司，指鄒「有意成為被告（intended defendant）」，律政司兩日後送達文件給對方，但其後去信指她未能證明自己是「被告」，沒有「資格（locus）」加入聆訊。
到 7 月 4 日，鄒幸彤以「反對方」（opposing party）身分提交反對理由，高院 6 日後指示不用考慮其介入資格。律師行其後呈交送達確認書，改稱鄒是「作出任何禁制行為的人」，並於禁制令申請正審前兩日，再去信法院，指鄒屬《高等法院條例》下的「訴訟方」。
高院最終下達指示指，律師行未有清晰說明為何她是與訟一方，特別是她早前已表明不是被告，卻不作「加入訴訟申請（joinder application）」，因此不能參與聆訊。
判詞：鄒確認自己非被告
非獲送達命令便是訴訟方
法官在判詞指，鄒幸彤解釋自己為何可加入訴訟的說法前後不一，他亦不同意送達命令，有「反對方」這個新類別。
針對鄒幸彤的被告身分，法官指她早前已表明自己不是被告，亦沒有從事涉案 4 種禁制行為。而送達命令首段提到，律政司只會向被告送達文件。判詞補充指，律政司於 6 月向鄒送達文件時，是假定了她是本案被告，其後去信鄒代表律師釐清其身分後，已改變立場並反對鄒加入訴訟，故鄒一方稱「任何收到命令的人都會成為被告，這不可能是正確的」。
法官又指，律政司早前把送達命令上載上網，若鄒幸彤一方的論點正確，即香港每一個人都獲送達命令，毋須證明被告身分或涉及自身利益﹐都可以直接加入訴訟，批評說法站不住腳。
判詞提到，即使本案涉及公眾利益，不代表任何人可以聲稱代表公眾利益發聲，就自動成為案件的訴訟一方，強調司法程序必須按程序處理爭議。而沒有從事 4 種禁制行為的人，包括鄒幸彤，可以介入者（intervener）等身分加入訴訟，但鄒沒這樣做。法官考慮上述原因，駁回鄒幸彤申請，下令她支付訟費。
律政司上訴排期 12.19 處理
法官陳健強於 2023 年 7 月 28 日拒絕批出臨時禁制令，律政司其後提上訴，法官於 8 月 23 日就大部分理據批出上訴許可，惟對於律政司指原審錯誤裁定「禁令或引發寒蟬效應」，他明言「無法同意」，認為法庭須考慮禁令可能產生的影響，故就此點拒絕批出許可，案件排期於 12 月 19 日處理。
律政司早前要求上訴庭擱置有關命令，並擬重新爭拗被拒絕的理據，一併排期於 12 月 19 日處理。
HCA85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