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周二（26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展開第 154 日審訊，辯方第五日結案陳詞。
辯方指，涉案 161 篇刊物在煽動罪下均有合理辯解，舉例指政府於社會出現嚴重憂慮、諮詢不足下，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文章可指出政府犯錯。法官屢質疑，可能是公眾被媒體誤導，而非政府出錯。辯方回應，因此更需要媒體提供資訊，促進公眾討論，強調社會不應只得一個立場。
針對涉及重光團隊（SWHK）的勾結罪，辯方指沒證據顯示黎與李宇軒、陳梓華等人串謀，要求外國實施制裁，陳及李於《國安法》後的行為，僅出於個人意願等原因。至於黎在《國安法》生效前，曾向陳梓華發訊指「準備戰鬥到最後」，辯方指可解作「合法地戰鬥到最後」，不一定涉及違法行為。審訊周三續。
周一報道：
黎智英案｜辯方：傳媒有責任監督當權者 應較公眾享更大言論自由
辯：文章欲指出政府犯錯
針對涉及《蘋果》的串謀煽動刊物罪，控方依賴 161 篇刊物提控。辯方認為，涉案文章均可顯示政府「被誤導或犯錯誤」、指出「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點」等，屬條例下獲豁免情況，不構成煽動。
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解釋，政府在社會出現嚴重憂慮、諮詢不足的情況下，遇到強烈反對聲音仍強推修例，當時不少公眾認為修例並非必要，故這些文章可指出政府犯錯。法官李運騰質疑，當有意見相佐，一定代表有人犯錯？辯方指，當雙方有不同價值判斷時，總會認為自己正確，對方錯誤。
李運騰反問，這情況是代表政府出錯，或是公眾有誤解？辯方同意公眾可能有誤解，但文章不涉煽動。李追問，若政府沒出錯，而是公眾被媒體誤導，又該怎樣處理？辯方回應，正因如此，更需要媒體提供資訊，促進公眾討論。
辯：社會不能只說政府是對的
法官杜麗冰質疑，有媒體形容條例修訂後，會立即將被告送往內地受審，這屬誤導，可見媒體出錯，比起政府犯錯更有誤導性。辯方則認為，本案毋須就此作判斷。
李運騰指，法庭可藉此判斷案中被告是否有意圖矯正錯誤。辯方回應指，法庭可參考「從犯證人」、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的證供，並補充指，有人認為修例正確、有人認為出錯，重申媒體可促進公眾討論，社會上亦不能只有一個立場，只說政府是對的。
李運騰追問，除了撤回修例，被告有否就如何修例提供意見？辯方指，法庭毋須考慮這一點，因陳沛敏供稱當時他們認為修例不當，應該撤回。而《蘋果》並非呼籲公眾辯論，而是公眾辯論的一部分，辯論修例是否對香港有好處、是否必須。
辯：《蘋果》有特定立場 其他媒體有相反立場
辯方舉例指，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峯）撰寫的社論〈以響亮的怒吼喝退 「送中例」〉，當中提到「美國國務院也正式發表聲明，批評修例建議形同讓中共政權可隨時要求把任何人從香港移交內地⋯⋯這一回國務院正式發表聲明批評修例，明確反映國際社會的不安與焦慮，特區政府必須認真聆聽」，觀點有助公眾辯論。
李運騰質疑，文章除告訴政府所有人都反對修例外，能否引起理性討論？辯方認為，文章要求政府提出論點來支持其立場，又指雖然《蘋果》有特定立場，但亦有其他媒體持相反立場，公眾可參考不同觀點後自行判斷。
辯方補充，文章提及政府沒妥善諮詢公眾便推行修例，而當時大批港人認為，政府沒考慮他們的意見。李運騰續質疑，假如有報紙懷有惡意，如有文章形容前特首林鄭月娥「邪惡」，應如何處理？辯方指，案例顯示稱呼政客為「idiot（白癡）」並無不妥，法庭會考慮到政客應有更厚臉皮。辯方續指，即使有人感不滿，除非文章嚴重削弱政府威信，否則難以達到煽動的門檻。
辯：發訊指「戰鬥到最後」 不一定指違法行為
針對涉重光團隊（SWHK）的勾結罪，由辯方具香港執業資格的新西蘭御用大律師 Marc Corlett 代表陳詞。Corlett 指，沒證據顯示黎在案發期間，與「從犯證人」李宇軒、陳梓華或他人串謀，要求外國實施制裁。
就控方指，黎即使知道《國安法》即將實施，仍鼓勵其他串謀者繼續進行國際游說。辯方認為，關鍵在於黎鼓勵的對象、如何及何時鼓勵。例如黎於 2020 年 5 月 21 日向陳梓華發訊指「我們都不要擔心人身安全，一旦出來參加抗爭，爭取自由，就準備好戰鬥到最後」。
辯方指，此句不一定指「即使違法也要繼續做」，從語義上也可解作「合法地戰鬥到最後」，不能由此推論「最後」意指違法行為。杜麗冰問，黎沒著陳不要繼續，「不就是鼓勵他繼續下去嗎，即使《國安法》後有人身安全風險？」辯方指，法庭沒理由推論黎意指「堅持《國安法》下違法行為」。杜則指，黎毋直接這樣說，可從他的說話推論。
辯：《國安法》前鼓勵 不足以證《國安法》後意圖
控方另依賴黎與陳梓華 2020 年 6 月 16 日，於壹傳媒大樓的對話內容。陳供稱，當時黎形容《國安法》「雷聲大雨點小」，自己會以身作則，繼續在媒體上呼籲制裁，並著陳讓其他 SWHK 成員在文宣及國際線方面「繼續做」。
辯方強調，此對話於《國安法》生效前發生，即使陳的說法屬實，《國安法》前的鼓勵，不等於鼓勵在《國安法》後繼續請求制裁。而且當時仍未公佈《國安法》細節，黎不可能知道請求制裁屬違法，僅知道《國安法》很可能涵蓋勾結，都不代表他知道「勾結」包括請求制裁，所以不能以對話證明，黎堅持請求制裁。
李運騰問，即辯方認為黎與陳梓華在《國安法》前的討論，不足以確定黎在《國安法》後的意圖？辯方同意。
辯方：黎沒責任著陳梓華不要違法
就控方引陳梓華於 2020 年 7 月向黎發訊指，「謝謝，你在初選中所做的一切，這在香港歷史上是非凡的」，黎回覆「這是奇蹟」，質疑黎沒要求陳停止國際游說，也沒要求他不要呼籲制裁。
辯方認為，初選與制裁無關，訊息沒顯示黎向陳作任何指示，又指黎沒法律或道德責任，告知陳不要違法，訊息亦沒顯示兩人確認先前的協議，因此上述對話不能證明陳遵從黎的指示。
辯方：李、陳行為出於個人意願
就控方指，SWHK 在《國安法》後積極呼籲制裁中港，例如透過新聞稿、公開信、Facebook 敦促外國政府採取行動，又去信捷克、愛爾蘭及葡萄牙政府，呼籲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辯方指，上述文件的內容並非由李負責，李在盤問下亦表示，沒與黎、黎的助手 Mark Simon 討論在 SWHK 網站發布的內容，故不能證明李按黎指示行事。
就控方指，SWHK 在《國安法》後參與「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的工作，辯方引李宇軒供詞指，沒與黎討論 IPAC，陳亦沒供稱曾就此事指示李。
辯方質疑，控方故意不處理一些不利於控方案情的證據。至於控方指稱黎與眾人最遲於 2020 年 1 月台灣會面時達成協議，辯方反駁指假設協議存在，僅屬李宇軒、陳梓華及劉祖廸之間的協議。
辯方又指，二人作供時有大量機會可以說明，他們的行動是按照與黎的協議進行，但他們均沒這樣說，重申兩人於《國安法》後的行為，是出於個人意願、或有其他原因。而陳在《國安法》後唯一的相關行為，就是加入美國線，但控方沒再探討陳為何這樣做，與黎是否有關。
HCCC51/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