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要，真誠相信對方同意，是非禮和強姦等性罪行的抗辯理由（見法律101｜誤會對方同意，算不算非禮？）。那麼，普通襲擊和傷人等襲擊罪又如何？
假如被告打傷事主，辯稱事主曾表示自己不時被鬼上身，要求被告打他以驅鬼，令被告誤以為對方同意被打，被告有干犯襲擊罪嗎？
驅鬼襲擊案
在 HKSAR v Lau Shing Chung Simon 一案中，劉先生（被告）是一名高級督察。
2012 年 1 月 5 日凌晨，被告到其女友丘小姐（事主）住所。控辯雙方同意，當晚被告曾掌摑事主的臉和搖動她的身體。被告被控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控方案情
事主沒出庭作供，控方傳召被告朋友袁小姐作證。
袁供稱，與被告相識約 10 年，知道被告對通靈有興趣。她曾向被告請教，被告稱事主對通靈認識更深，並向她提供事主電話號碼。
案發當晚 3 人見面，期間袁小姐走到廚房時，被告在客廳捉緊事主浴衣，將她拉向睡房，並掌摑其右臉頰，再反覆在床上拉起和推倒她。
袁小姐出口阻止時，被告指事主被鬼上身要打醒她。事主似乎暈倒，被告帶同事主手機離開現場。
袁小姐應事主要求報警。在警方到達前，被告帶同事主手機折返，再次推倒事主。警方其後致電事主手機，被告再次離開現場。
袁在盤問下同意，事主當晚先出手打被告，且案發前曾表示自己最近見到鬼。
另外，被告與警方會面時提及自己已婚，當他與事主談及分手時，對方變得暴躁。案發當日，事主沒接他的電話，他出於擔心到其住所，期間二人討論分手，事主出手打他，但他沒還手。
會面尾聲，警員問有否其他補充時，被告稱事主經常被鬼上身，他曾尋求他人協助驅鬼，亦曾軟硬兼施喚醒事主。
辯方案情
被告出庭作供，指案發前曾 3 至 4 次在事主同意下，使用有限武力為事主驅鬼。被告又呈上二人 WhatsApp 訊息紀錄，指事主曾提及被女鬼纏身，並於 2011 年 5 月提醒被告推她時注意力度，因頸部受傷會很痛。
辯方另傳召一名何先生，供稱被告同月曾諮詢可否透過法事幫助事主。
原審判決
原審裁判官信納控方證人的證供，認為她在盤問下沒有動搖，但拒納被告證供，指事主未有作供，無法確認被告稱獲事主同意動手驅鬼的說法。裁判官認為，被告單憑事主幾句話，便武斷認定她被鬼上身，且拉扯浴衣極不安全亦不合邏輯。
裁判官又認為，被告稱擔心事主，惟事發前未曾向袁小姐了解事主狀況；身為警員亦沒等同袍到場便離開。另在與警方會面中僅提及感情問題，最後才補充驅鬼一事，是本末倒置。
至於辯方的 WhatsApp 紀錄，裁判官認為屬「傳聞證據」拒絕接納。裁判官亦認為辯方證人的證供無助斷案。
然而，裁判官認為沒有證據顯示事主的傷勢（即臉有發紅和胸有刮痕）由被告襲擊造成，因此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脫，交替的普通襲擊則罪成，判處罰款 $5,000。
被告提出定罪上訴，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駁回後，再上訴至終審法院，於 2015 年 1 月獲判終極勝訴。
「事主同意」抗辯是否適用
在判詞中，終審法院先釐清襲擊罪的控罪元素之一，是被告使用非法武力；而合法武力的例子之一，是事主同意被襲。若被告真誠相信事主同意被襲，即使理解錯誤，事主實際上並無同意，被告亦沒有犯罪意圖。
然而，「事主同意」抗辯一般只適用於普通襲擊罪。更嚴重的襲擊罪，例如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只有在特定情況下，例如拳擊等運動、手術、紋身或穿耳，「事主同意」才能構成有效抗辯。
之所以作出這種區分，因法庭認為有責任保護社會免受「暴力崇拜」（cult of violence）的侵害，並指出透過施加痛苦以獲取快感，屬邪惡、殘忍及不文明的行為。
如何界定「傳聞證據」
終院隨後釐清「傳聞證據」的法律原則，指傳聞證據有兩大要求：
（1）作出有關陳述人士沒出庭作證
（2）呈遞該陳述為證內容屬實（the contents of the statement are true），非僅證明陳述曾被作出（the statement was made）。
當有關陳述符合上述兩條件，便屬於傳聞證據，不得呈堂作爲證據。
在本案中，終院認為雖然發出訊息的事主沒作供，但辯方呈遞有關紀錄，並非為證明訊息內容真確（事主是否真的被鬼上身），而是為證明事主曾發出訊息（事主曾稱可為驅鬼而打她），令被告誤以為事主同意當她看似被鬼上身時，可使用武力為她驅鬼。
基於上述理由，終院認為原審裁判官錯誤排除可呈堂的辯方 WhatsApp 紀錄，亦過分著重事主是否同意被襲，而沒考慮被告是否誤以為獲事主同意，及辯方證人的證供是否有助辯方。
就被告與警方的會面，被告在原審時供稱他沒詳述驅鬼說法，因他認為警方不會相信。終院認為，被告的解釋並非不可能，加上被告案發時有向在場的袁小姐提及驅鬼，似乎不是事後孔明。
終院 5 位法官最終以下級法院未有按規範處理案件，造成實質及嚴重不公為由撤銷定罪，及宣判被告可獲在終院和下級法院的訟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