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方審訊時提出法律爭議，指中國憲法在港僅有限度適用，亦質疑違憲不能構成顛覆罪「非法手段」。3 名原訟庭法官在判詞駁回辯方的主張，並裁定憲法是《基本法》的「母法」，其確立的「中共領導」，是根本制度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一點在港適用。
判詞指，按憲法規定「不存在西方式政黨輪替的可能性」，而違憲可以構成「非法手段」。對於鄒幸彤指中共執政不合法，判詞指「完全拒絕」說法，亦不認同現行政制與法治存矛盾，因憲法規定實行依法治國，「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官：憲法為《基本法》母法
本案控罪為《國安法》煽動顛覆政權罪，控方指被告，煽動他人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以及推翻中央政權機關。就控罪元素的「非法手段」，控方指被告鼓吹「結束中共領導」是違反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
審訊時，控辯多番爭論憲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在港適用程度，以至違反中國憲法是否「非法手段」。
判詞指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高於《基本法》，當中「序言」列明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而《基本法》第一條則列明，特區為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中國憲法「也是特區的憲法」。
判詞續指，《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區是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所設立，可見其為後者的「母法」，後者不能與前者相抵觸，「若否定《憲法》在本港的效力，就是變相否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的存在基礎」。
法庭裁定，《中國憲法》與《基本法》共同確立香港的憲制秩序，而《憲法》部分條文直接適用於香港，包括（一）「中共領導」是《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核心部分；以及（二）中國公民有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官：違憲行為可構成非法手段
原訟庭又指，基於控罪列明推翻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為罪行元素，法庭必須透過《憲法》理解箇中意思；並引初選 47 人案的上訴庭判例，指「非法手段」的定義不限於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亦不限於刑事行為，「可以包括違反憲制責任和嚴重干擾憲制秩序的事情」，故綜合而言，違反憲法的行為可構成「非法手段」。
就鄒幸彤爭議，法庭需要中國憲法的專家協助理解憲法的條文，法庭反駁，若她正確，《國安法》的實際效力必然大打折扣；加上《國安法》立法是為「銜接」國家與特區的法律，故法庭應可從字面意思理解《憲法》。
至於鄒爭議《憲法》是規範公權力，除非透過立法禁止特定違憲行為，否則違憲指控不能針對普通公民，法庭亦不同意，指雖然規管公權力為《憲法》重要目的，但不代表公民無責任遵守憲法，並引述憲法第 33 條，列明「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官又指，本案控罪禁止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便是透過立法將某些違憲行為引入為刑事罪行。
官：中共領導為
根本制度不可或缺元素
原訟庭引憲法的序言、第一條及其他提及國家權力的條文（見下表），裁斷控罪所指的「根本制度」，毫無疑問是呼應憲法第一條，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這是國家的唯一根本制度」。
判詞又指，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 2018 年運用人民賦予權力，按法定程序通過修憲，在第一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一句，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中共領導亦是「根本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中國公民不論其政治理念為何，都有義務尊重和遵守《憲法》，「任何改變現行體制的嘗試，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所容許的方式和程序之下進行」。判詞指，換言之，除非根據《憲法》的程序修改第一條，「否則所有意圖終結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手段都是違憲的」。
原訟庭又裁定，根據憲法字面的明顯和清晰意思，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內地各民主黨派的參與是在中共領導下，「《憲法》清楚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存在西方式政黨輪替的可能性」。
鄒幸彤指中共執政違憲
判詞：完全拒絕說法
就鄒幸彤在審訊指出，中共執政是不合法或違憲，判詞指「完全拒絕這個說法」，並指憲法序言已述說中共執政「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廣大的民意基礎」。
法庭並「嚴正指出」，本案非比較西式民主制度和中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劣，也不是為任何政黨或政權「保駕護航」，「更不涉及任何政治的考慮，本庭認為『民主』和『專政』等議題，與本案的控罪毫無關聯，不容許任何人藉本案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
判詞又指，亦不認同現行政制與法治存矛盾，因為憲法第五條規定實行依法治國，「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鄒在審訊時引用韓國「光州事件」判例，指獨裁者最後按韓國法律而受審及被定罪，韓國法庭不接納其引憲法的辯解。對此，原訟庭指不了解韓國相關法律，而韓國亦非實行普通法，「該案例對本案沒有任何幫助」。
就控方主張被告煽動推翻或破壞根本制度，必然導致推翻中央政權機關，原訟庭不接受，指憲法字面上未有具體交代中共與中央政權機關的關係，而控方亦未有專家證供解釋關連。法庭認為，控方未能證明被告煽惑推翻中央政權機關，但指單單煽動前者已能定罪。
官：推翻破壞可漫長、不涉暴力
至於何謂「推翻」或「破壞」，判詞指綜合詞義及《國安法》的語境理解，「推翻」是由外力促成的根本性改變，一般來說是個突然發生的結果，但也可以經過漫長的過程；「破壞」泛指事物受損，不一定涉及暴力，可以透過挑撥、分化、使人對制度失去信任等。
判詞續指，控罪下的「非法手段」不必然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推翻」或「破壞」亦理應不必然涉暴力，否則會產生內在矛盾。
法庭強調，緊記亦須證明被告有意顛覆國家政權，但指，若有人蓄意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破壞「根本制度」，「本庭難以想像他或她不會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標」。
官：已裁控罪足夠清晰
至於辯方爭議，控方沒有交代被煽惑者會採取甚麼具體行動「結束一黨專政」，控罪內容含糊，判詞指在駁回鄒幸彤的撤銷公訴書申請時，已裁定控方提供了足夠合理資料，「非法手段」的範圍已限於「結束一黨專政」主張（見報道）。
就「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法庭裁定是以終結中共執政地位為目標，而各被告長期透過支聯會的活動及公開發言，鼓吹此綱領，並非推動修憲，而是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期望有人接受並將綱領，以非法及具有顛覆國家政權的造意付諸實行。
官：根本制度屬於國安及公共秩序
辯方亦爭議，被告的言行是行使言論表達自由，是受《基本法》等保障的基本權利。
判詞指，沒有忽略被告享有《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保障下的言論、結社和集會等權利，「也明白此自由位於公民社會的核心，也是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惟另一方面，言論、集會自由並非絕對，而是附有相應的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判詞續指，本案的重要背景是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其後社會和國際大環境的改變、《國安法》的實施，「因此從前（特別是《國安法》頒布前）未受法律約束的行為，現在可能是違法的」。
原訟庭亦指，控罪所指的「國家根本制度」明顯屬於保障國安及公共秩序的範圍之中，法庭不認為受保障的個人權利和自由，會包括危害國安和公共秩序的事情。
HCCC15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