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訟庭 3 名法官在判詞詳列李卓人、鄒幸彤的庭上證供，並逐一反駁，指兩人對憲法的供詞是刻意迴避、曲解，掩飾「結束一黨專政」的違憲本質，亦認為「五大綱領環環相扣」的說法無助辯護，因即使想建立「民主中國」，法庭仍需檢視意圖及手段合法性。
就李卓人供稱對中共沒有敵意，判詞反駁指李的敵意「是客觀事實」，而鄒幸彤更是懷有「極強的敵意」，指她對「結束一黨專政」的理解比李更為激進。判詞又指，鄒自少隨母參加六四晚會，認為她是「活生生例子」顯示支聯會言論和活動可能帶來的影響。
判詞：五大綱領相扣
無助辯方案情
本案圍繞支聯會在 1989 年成立至 2021 年解散，逾 30 年間沿用的「五大綱領」之一，「結束一黨專政」涉否顛覆國家政權，特別是在《國安法》實施後是否違法。
原訟庭指，沒有忽略辯方提出「五大綱領」是互相呼應、環環相扣、需要整體而非分拆考慮，以及終極目標是正當和合法的「建設民主中國」，但法庭不認為說法對辯方有幫助。
判詞指，即使假設其餘 4 個綱領沒違法，「結束一黨專政」也並非必然合法，舉例指「扶貧」有正當目標和動機，但「劫富濟貧」不一定是合法手段，指即使被告的目標是建設其心目中的「民主中國」，法庭仍需檢視他們的意圖、手段合法性。
判詞強調，被告並非因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控罪亦不涉任何關於民主、六四或對國家批評的議題，法庭不會比較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憲法及政治制度，「只會單純地考慮與本案相關的法律和證據」。
判詞重申《國安法》沒追溯力，被告此前的言行只是與案相關的背景，不構成控罪的主體，並強調本案並非政治審訊，不會對民主、六四事件等議題裁斷。
判詞又指，為六四事件而舉辦六四晚會本身並無不妥，警方歷年來都協助進行、沒有禁止，法庭也完全尊重被告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然而，如果舉辦者懷有以該活動煽動或者挑起出席者厭惡、憎恨國家的情緒，以成為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動力，則另當別論。」
判詞：「結束一黨專政」與憲法相悖
判詞詳列李卓人與鄒幸彤的證供，並逐一分析，最後僅接納他們背景資料的部分，其餘抗辯的說法則拒納。
就李卓人的證供，判詞反駁他對「結束一黨專政」的解釋，指當中「結束」一詞明顯是針對仍然存在的情況，而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憲法》亦已明確指出「人民經已選擇由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國家」，故該綱領明顯與憲法的規定相悖。
判詞亦駁回李卓人至少 4 個辯解。對於李稱 2018 年中國修憲後，時任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問及日後在香港能否喊「結束一黨專政」時，王回應稱是「偽命題」，因《憲法》中沒「一黨專政」字眼；判詞反駁，王當時並非探討「結束一黨專政」本質上是否違憲。
對於李稱憲法之中也有「專政」的字眼；判詞反駁，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等字眼「不帶有貶義」，但「結束一黨專政」如從文字語境正確理解，它「明顯帶有貶義」。
至於李強調憲法第二條「權力屬於人民」，以及支聯會從沒說過中國應否領導國家，判詞指他回答憲法第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相關問題時，刻意迴避，亦不願表明他的立場，認為他只是藉「由人民決定」來掩飾「結束一黨專政」的違憲本質及其對中共的敵視，也涉模糊和淡化支聯會的各項言論和行動的目的。
判詞：《零八憲章》失敗後
被告不可能信內地再有修憲運動
辯方審訊時提出，支聯會以和平方式行事，不涉非法手段。李卓人庭上曾回應何俊仁〈如何結束一黨專政〉一文；何在文章中指專制政權的結束離不開 3 個途徑，第三個為「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並指「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
但官據該文裁定，第三個途徑所說的「不斷有人付出代價」 ，意即何俊仁和支聯會「希望並預見」部分支持者會對「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而支聯會常委們相信並預期，該些手段即使為非暴力，「也必然是法律所不容許的，所以有人會因而付出代價」。
對於李卓人供稱支聯會只是「支援角色」、不是要指導中國人民提倡修憲的說法，判詞反駁指，已裁定除了修憲外，其他任何意圖終結中共領導地位的手段，都是違憲和非法，而支聯會一直以來的活動「明顯不是為推動修憲」，而且自內地《零八憲章》運動失敗之後，「被告等不可能相信會有發自國內的修憲運動，從而達到『結束一黨專政』的目標」。
李引前領導人說法抗辯
原訟庭全拒納
李卓人一方另引中共歷代領導人的發言或著作抗辯，指與支聯會提倡的理念相似，例如引述毛澤東曾說過要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但原訟庭皆拒納，理由包括現已時移勢易、相關發言並非與憲法相關等（見下表）。
官：李嘉許反修例被捕者
顯示知會不惜違法達抗爭目標
李卓人在庭上作供時稱對中共，「我心中無敵意，只有愛，我係基於對人民嘅愛，係去希望共產黨係有個改革，係令到人民可以得到佢應有嘅權利同埋幸福」，不過判詞予以反駁。
就李供述六四在北京的經歷，判詞指不會就這些事情的事實或是非曲直作出裁斷，而李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法庭予以尊重，然而法庭認為，李「就該些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及∕或中央政府抱持負面態度和帶有敵意是客觀的事實」。
判詞又指，李一直以來都敵意批評中共和中央政府，舉例他 2018 年出席「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時，提到香港年青人覺得未來會被中共打壓、沒有希望，因此要出來爭取，又呼籲不同年代的群眾一起集中力量反抗，讓共產黨感受壓力。
《國安法》實施後，李在 2020 年網上六四集會稱支聯會支持在香港因抗爭行為被捕的人，又在大會宣言稱「人民更不會忘記喺香港為自由抗爭而被捕嘅人，被黑警虐打嘅手足，同埋不知名嘅犧牲者」。
判詞指，李卓人的言辭涉火上加油，而從他「嘉許」反修例被捕者，「顯示他知道部分港人會不惜以違法手段達到他們的抗爭目標」，也必預期部分支持者會在香港，以違憲或違法手段，就「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
官又指，李的言論令原本對中共或中央政府不滿、厭惡者，其負面態度持續和加深，而按當時社會氣氛，也可能吸引到一些本對六四事件沒強烈印象或立場的人，直言支聯會常委有意將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目的顯然是為吸納新一代的支持者加入其『結束一黨專政』陣營」。
官：不信納支聯會推動修憲
判詞又反駁，若支聯會常委認同並欲推動修憲，「那麼他們不可能多年來一直沒有坦然說明這一點，反而選擇模糊地以『一切以非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來表述主張」；又指不相信在支聯會常委營造的「敵意氛圍」下，可達致與中央政府和平對話或推動修憲。
判詞另反駁李卓人稱，支聯會不覺自己所做之事違法一說，引何俊仁〈如何結束一黨專政〉一文提及的第三種途徑，必然涉及一些可能會為抗爭者帶來嚴峻後果的抗爭行為。
判詞續指，2020 年 5 月《國安法》立法程序展開後，李曾稱知悉「五大綱領」或違顛覆國家政權罪，但稱會繼續堅持「結束一黨專政」；而《國安法》實施後，李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網上聽證會，亦稱支聯會將堅持原則，故認為被告是執意地漠視《國安法》對支聯會的影響。
官：鄒對中共懷極強敵意
要求的政黨輪替非憲法多黨合作
至於鄒幸彤，判詞引她供述的背景，指她「自小已跟隨母親參與『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感受現場氛圍和接收訊息」，認為鄒「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支聯會』的言論和活動對參與者可能帶來的影響。 」而她作供時對中共「懷有極強的敵意」，其對「結束一黨專政」的理解比李更激進。
官反駁鄒有關憲法條文的辯護，指她刻意迴避和曲解憲法第一條「根本制度」的意思，亦故意曲解全國人大在憲法的職權、矮化其為中共的「橡皮圖章」，藉此強化她所堅持的「主權在民」立場。
官又引鄒幸彤的涉案言論分析，指她在 2018 年的六四晚會稱「『結束一黨專政』說的是甚麼？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將權力還給人民，真正的民主」，綜合而言，她眼中的「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黨輪替，而它絕對不是憲法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
對於鄒曾在《國安法》後稱，對修改《憲法》的看法是「希望就永遠都唔會無嘅，個時間就拉得更加長啦當然就」，官指反映她當時必然相信，透過修憲「結束一黨專政」是遙不可及，並認為鄒明白她所說的「政黨輪替」與 2018 年修憲後的第一條相悖、不能並存，「她其實是想要終結《憲法》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而且在《國安法》後維持看法。
官：鄒必然理解有支持者
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
判詞亦指，鄒明知有抗爭者因《國安法》被捕，仍呼籲中港兩地要「一起抗爭」、「打破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明顯是違反《國安法》的制約。
判詞亦引其中一次鄒受訪，稱如一個組織放棄自己最核心的綱領便沒有存在意義、不會因《國安法》紅線而調整綱領，指反映雖然鄒稱她不是鼓勵任何人繼續「結束一黨專政」，但她必然理解會有支持者受其言論鼓勵，繼續堅持有關綱領。
官又引鄒曾在支聯會與社民連的聯合示威活動提到，要「打破」中共專政，指其言行明顯是傳揚「結束一黨專政」主張、鼓勵兩地抗爭者對綱領付諸實行。
判詞：基於 3 人主導意志
支聯會同罪成
官最終裁定，李卓人、鄒幸彤唆使他人作出推翻、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而他們意圖及相信，受唆使者如按照他們唆使行事，後者會使用非法手段，並且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因此罪成。
至於案中因沒答辯而被視為不認罪的支聯會，判詞除考慮了支聯會的工作報告、帖文、六四紀念館等證據，亦引「歸責原則」，裁定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是其「主導意志」，故相關的違法意圖和行為，亦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因此支聯會也罪成。
HCCC15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