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歲統計處統計師被指跟蹤一名女學生上學數年後，去年趁學校開放日入校，並在校內拍攝女學生。他否認遊蕩罪，經審訊後周二（25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獲裁定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林子康指，被告的行為構成遊蕩，但需以「客觀標準」測試其行為是否構成他人「合理擔心」。官認為被告只是在班房外走廊逗留 14 分鐘，而事主不知被告在場，故事主的擔心並非出於被告遊蕩。官並提到，遊蕩罪未能處理本案情況，故相信法改會、政制事務局早前才會考慮就騷擾行為立法。
否認校內跟蹤拍攝女學生
被告林永康（59 歲，報稱政府統計處統計師）否認「遊蕩導致他人擔心」受審。控罪指他 2025 年 7 月 5 日在銅鑼灣一所學校的公眾地方遊蕩，而他單獨在該處出現，導致 X 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官：被告行為是遊蕩 但單遊蕩不算犯法
裁判官林子康梳理本案兩大爭議點，指分別為（一）被告當天行為是否構成遊蕩；（二）有否導致事主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利益。
就第一項爭議，官裁定被告當天的行為構成遊蕩，因從閉路電視片段可見，被告在事主所屬班房的同層走廊逗留約 14 分鐘，此必屬閒逛、徘徊或逗留。但官指，單單遊蕩不算犯法，仍需審視第二項爭議，即該遊蕩有否導致事主「合理擔心」。
官：「合理擔心」 毋須考慮雙方事前瓜葛
官指，控辯對如何判斷「合理擔心」存分歧，尤其是如何理解上訴庭 2017 年的遊蕩罪案例「黃俊欽案」中，提到的「客觀」測試。
控方認為，可考慮案發之前，事主與被告有過的瓜葛；而在本案，事主供稱被告在案發前 2 至 3 年已會跟隨她上學，她曾刻意改變上學時間，例如提早或延遲，但總會見到被告在月台等候，就算錯開車廂，被告仍會跟隨。
辯方則認為，應只考慮案發當天情況，因為客觀的旁觀者，不應擁有事主案發之前，對被告的認知或經歷。
官採納辯方說法，因如考慮雙方之前經歷，就會剝奪測試中的「客觀性」，令測試變得主觀，加上遊蕩罪的立法目的，是防止罪行發生，即不法份子在公眾地方作違法行為。官舉例說明，稱如有人在麥當勞內徘迴、逗留，食客可能覺得對方奇怪，但未至於因遊蕩行為而令其擔心個人安全或利益，因此單純徘迴、逗留不構成罪行。
官又說，控方的說法會令控罪增加不確定性，即某人有可能在公眾場合做不違法的事，但因有人有感損害自身安全或利益而被入罪，甚至可能被告不知對方在場，卻仍會被判罪成，這明顯不是立法原意，重申焦點應是有關行為具否威脅性。
官：事主當時不知被拍 不構成因遊蕩而合理擔心
官繼續分析，指除了不應考慮雙方瓜葛，也不應考慮連事主都不知的事宜。在本案，案發時事主並不知被告拍下她的照片，且是在同學提到外面有人徘迴才發現被告，故被告這種逗留、徘徊的遊蕩行為，不會是導致事主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利益的原因。
官續指，客觀而言，被告出席事主學校開放日，該活動開放給大眾參與，除在課室走廊徘徊 14 分鐘外，沒其他證據指他涉以任何方式恐嚇或騷擾事主。即使警誡下，被告曾稱事主「似我以前一個朋友，我想識佢」，但這不是事主知悉的事，故不予考慮。
官最後指，不排除事主可循其他法律渠道處理本案，但是次起訴的遊蕩罪不能處理本案，「相信因此，法改會及政制事務局，才會在之前考慮，就騷擾行為（stalking）立法處理現行刑事法不能處理的情況」。但據現行控罪，控方舉證未達毫無合理疑點，因此被告罪名不成立。
遊蕩罪分析 參考上訴庭「黃俊欽案」
裁判官在分析控罪時，解釋遊蕩罪的法律原則為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在該處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
庭上援引過的案例，包括上訴庭 2017 年涉遊蕩罪的「黃俊欽案」，指閒逛、徘徊或逗留，即使帶目的，也是違法，並可循兩個測試步驟判斷是否構成「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第一步是「主觀標準」，指控方須證明某人「確實」因被告的遊蕩行為，而擔心自身安全或利益；第二步，是循「客觀標準」審視某人是否「合理地擔心」，亦即「一個正常意志堅定的普通人」，會因被告的遊蕩行為而擔心自身安全或利益。
「黃俊欽案」案發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日，4 名被告涉駕車跟蹤時任候選人朱凱廸，經審訊後被罪成，判罰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
翻查資料，法改會曾於 2000 年發表《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建議立法禁止騷擾行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 2011 年亦根據法改會的建議發表諮詢文件。不過由於騷擾罪立法引起社會對新聞及表達自由的關注，政府在 2014 年宜布擱置立法工作 。
ESCC5/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