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案其中一名被告、時任主席張敬生 2024 年 9 月向高院申請「人身保護令」，指自己在獄中行為良好，應該獲得三分之一刑期扣減而得以即時釋放，卻被懲教署不合法羈留。特首、國安委先後介入發出證明書及作判斷和決定，而高院最終駁回張的申請。
「人身保護令」是甚麼？它源自何時？又有甚麼作用？香港過去有沒有成功申請的案例？
人身保護令的法律根據
「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是保障個人自由的法律程序，讓被非法或無理羈留的人即時獲釋。它的英文名稱源自拉丁文，當中 Corpus 意指 body，完整意思是「you are required to have in court the detainee’s body」，即是法庭命令羈留者帶被羈留者到庭。
在大約 13 世紀的英格蘭，普通法之中已有「人身保護令」。它雖然經歷多次演變，但用途不變。至 1679 年，「人身保護令」才正式寫入英國的成文法，加強了其效力，但僅限於刑事的情況，至 1816 年再擴展至其他非法剝奪自由的情況。
香港早於開埠初期，已有普通法之中「人身保護令」的案例。而 1966 年的《英國法律應用條例》正式將相關的英國法例納入香港，形成香港最初的成文法。現行的「人身保護令」則出自《高等法院條例》等。
人身保護令的作用與限制
根據案例，所有監禁均屬表面上非法（prima facie unlawful），而證明監禁有理的責任，在於施行監禁的一方。這項假定是為了保障被監禁一方的生命、自由及無辜（innocence），亦是「人身保護令」背後的理念。
常見的「人身保護令」申請人，包括被羈留在公營場所的人士，例如病人、疑犯、囚犯、逃犯和非法入境者，也包括被羈留在私人場所的人士，例如子女和伴侶。
「人身保護令」一般只適用於在香港和現行的羈留，即不適用於在海外或已結束的羈留。在一些個案中，假如有其他更適合的法律程序處理羈留問題，例如刑事上訴或司法覆核，「人身保護令」就未必適用。
法庭的處理和考慮
「人身保護令」的申請須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提出。假若是緊急，申請方可作出牽涉較少文件和程序的單方面（ex parte）申請。在此階段，假如法庭認為沒有實質理據，已可駁回。
另一方面，假如法庭認為申請有實質理據，則可命令羈留者帶被羈留者到庭，並提出理由證明羈留是合法的。法庭最終須決定羈留有否合法理據。假如沒有，則必須下令釋放。
人身保護令的兩大常見類別
近年牽涉公營場所的「人身保護令」申請大致可分成兩類，分別是（1）非法入境者被入境處羈留；和（2）疑犯和犯人被警方和懲教署等執法機構羈留。
就第一類，在 2022 年「Harjang Singh 案」中，上訴庭釐清「人身保護令」申請的關鍵問題，是羈留有否合法理據，而非某一個決定是否合理，或是否有人沒有遵從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的規矩。
上訴庭進一步列出法庭須考慮的因素，例如局長或署長行使權力羈留某人時，必須是為了遞解該人離境、羈留期的長度必須合理等等。近期引用「Harjang Singh 案」而成功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案例，包括 2024 年的「Maroof Ashar 案」。
黃之鋒成功申請 唐英傑申請被駁回
就第二類，在 2014 年有申請方勝訴的案例，當年黃之鋒因為闖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被警方指他涉嫌組織非法集會，將他拘捕並拘押逾 45 小時。黃的法律團隊申請「人身保護令」，獲時任高院法官李瀚良批准。據報道，法官指警方拘留黃的時間不合理地長，下令立即釋放。
在《國安法》生效後，被控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的唐英傑，在提訊期間被《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根據《國安法》第 42 條（除非信納不會繼續危害國安，否則不得准予保釋）下令還押。唐其後申請「人身保護令」，爭議《國安法》第 42 條等的合憲性。
時任高院法官周家明和李運騰認為，裁判官顯然有合法權限羈留唐英傑，故唐的申請應被駁回；又指唐應透過向高院原訟庭申請保釋覆核，以提出上述的憲法爭議。
「人身保護令」的訟費
「人身保護令」的訴訟費用，一般由法庭酌情決定，而原則上即使申請被駁回，也不等於法庭必定會命令，由申請人支付答辯人的訟費，原因是被羈留者有權挑戰其羈留的合法性，不應因擔心要承擔訟費而卻步。
高院在「唐英傑案」亦有考慮相關原則，但指出唐理應申請保釋覆核而非「人身保護令」，答辯方（即律政司）一方亦曾經作出相關告誡，而該次訴訟需要答辯方的協助，法庭才能處理，故最終行使酌情權，命令由唐支付答辯人的訟費。
在「張敬生案」中，高院法官黎婉姫指考慮張是因案被判入獄，懲教署是合法羈留，而申請方一直知悉不獲減刑的原因涉及國安，因此要求張支付懲教署一方的訟費。
亦有案例是原訟庭向申請人批出「人身保護令」，而在政府上訴得直後，上訴庭下令由申請人支付政府的訟費，例如 2023 年的「Johnson Benjamin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