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案，被告之一前副主席鄒幸彤，早前根據《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提出撤銷交付高院程序的報道限制，被《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駁回。 鄒早前入稟提出司法覆核挑戰羅德泉的決定。 《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周二（2 日）裁定鄒勝訴。李官認同鄒一方所指，根據條文字眼，當被告提出申請，裁判官便「須」解除限制，沒有任何酌情權拒絕申請。因此，裁判官聲言行使的酌情權並不存在，有關決定屬越權。他又形容，律政司聲稱控方證人或因沒有報道限制而不敢出庭作供，說法是「揣測」、「誇張」及「站不住腳」。 法官亦指，即使假設有酌情權，羅德泉亦未能展示報道限制在本案是「絕對必要」，有關決定仍然有缺失。 李官下令廢除羅德泉拒絕撤限的決定，並下令案件下次再提訊時，羅必須根據第 87A (2) 條撤銷報道限制。
根據最新法庭日誌，支聯會被指「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案將於 8 月 17 日再提堂，以處理鄒幸彤的初級偵訊應否公開進行。而鄒的初級偵訊排期 9 月 2 至 13 日進行。案件將於 9 月 14 日處理交付高院程序。
申請人為鄒幸彤，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答辯人為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由律政司外聘資深大律師馬嘉駿代表。
爭議：被告申撤報道限制 法庭能否拒絕
《裁判官條例》第 87A (1) 條指，除被告姓名、控罪、裁判官有沒有將被告交付的結果等，任何人不得報導交付程序的内容，違者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只有當裁判官不將被告交付審訊，或審訊完結後，才可發布關於交付程序的報道。
其中第 87A (2) 條訂明，「裁判官在被控人就任何交付審判程序提出申請後，須 (shall) 作出不適用於有關該等程序的報道的命令。」
本次司法覆核的關鍵爭議，關乎條例第 87A (2) 條的真正詮釋，包括：
（1）在被告申請下，裁判官是否必須解除交付程序的報道限制；
（2）若裁判官有酌情權拒絕，他在作出決定時，有否考慮與案無關的因素，或忽略與案相關的因素。
鄒幸彤：官無權拒撤限制 律政司：官有酌情權拒絕
鄒幸彤於「支聯會煽動顛覆案」的首個提訊日（2022 年 2 月 14 日），向主審羅德泉申請解除交付程序的報道限制。羅於 4 月 25 日拒絕，指聆訊時有人叫囂，為潛在證人帶來心理壓力，影響公平審訊；而本案已被大肆報道，辯方早已能尋找潛在證人，因此維持限制沒有對辯方造成不公。鄒其後於 5 月 30 日入稟提出本次司法覆核。
鄒幸彤一方提出 4 項理據，包括：
（1）羅德泉拒撤限屬越權，因 87A (2) 條使用「須」字，代表在被告申請下，裁判官必須解除報道限制，羅沒酌情權拒絕
（2）即使有酌情權，羅亦錯誤行使，忽略了「司法公開」原則
（3）羅錯誤考慮一些身分不明公眾人士可能干擾證人的風險，而沒考慮維護司法信心的重要性
（4）羅德泉的決定明顯極不合理
答辯方資深大律師馬嘉駿引述案例指，考慮立法原意，第 87A 條中的「須（shall）」，在適當解讀下，應理解為「may（可）」，即當被告提出撤銷報道限制時，裁判官有酌情權考慮案件情況，繼而否決申請。
官：英國案例「shall」意指「須」
辯方引述多宗英國案例，指英國法院解讀第 87A 條相應的英國法例時，均認為「shall」意指「須」。對於律政司陳詞指，按照字面解讀法例字眼，並非當代詮釋法例的做法，應考慮條文立法原意等，李官認為，英國法院解讀有關條文時，已考慮立法原意及背景。
而在 87A 條中，「may」及「shall」兩字分別被使用多次，顯示立法機關知悉兩字意思不同，因此裁定 87A（2）指裁判官「須」解除報道限制，有「必須」的意思。法官指，《裁判官條例》其他關於交付程序的條文，用到「shall 」的字眼，亦是意指「必須」。
官：87A 條目的是保障被告
法官又指，立法文件反映，第 87A 條的立法目的，是確保潛在陪審員不受被告負面公眾訊息影響，以保障被告利益不受損害。因此，只有被告有權申請撤銷報道交付程序的限制，控方無權作同樣申請。
判詞強調，「司法公開」原則及採訪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及《國安法》保障。《國安法》通過後，亦無改「司法公開」作為常態的大原則。正如本案中，控方並無引用《國安法》第 41（4）條申請閉門審訊。
因此，李官裁定根據第 87A(2) 條的含意，當被告申請撤銷報道限制，裁判官沒有酌情權拒絕。而羅德泉聲稱行使的酌情權並不存在，有關決定屬越權（ultra vires）。至於律政司一方聲稱，如無報道限制將會使控方證人不敢出庭作供，李官形容說法純屬「揣測」，是「誇張」及「站不住腳」。
官：即使有權亦錯誤行使
李官續指，假設酌情權真的存在，《人權法案》第 10 條保障被告接受公平公開審問的權利。因此，若有被告申請撤銷報道限制，除非為秉行公義而「絕對必要」拒絕，否則裁判官不應拒絕申請。
判詞提到，是否「絕對必要」，需按每宗案件的事實及情況而定。在本案而言，李官認為羅德泉並無考慮本案所有相關因素，例如：
- 限制報道，對保護控方證人有何效用
- 匿名令是否有效保護控方證人
- 如擔憂旁聽人士擾亂法庭秩序，能否根據法例下令閉門審訊
- 如擔憂影響潛在陪審員觀感，能否考慮動用《國安法》46 條，指示由 3 名法官代替陪審員審訊
- 如果控方證人是警員，能否預計他們較不容易屈服於不當壓力
- 法律代表能否在陳詞間，避免披露控方證人身分
李官認為，羅德泉未能展示報道限制在本案是「絕對必要」，因此相關決定仍然缺失。
不影響保釋報道限制
判詞特別提到，今次司法覆核結果，並不影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 條保釋程序報道限制的運作。若被告選擇進行初級偵訊，《裁判官條例》第 80 條（初級偵訊須閉門處理）的規定仍然適用。
李官又指，就《裁判官條例》第 80 條，裁判官在處理初級偵訊旁聽申請時，應平衡兩個公共政策考慮：一是避免潛在陪審員受偏見影響；二是公眾對維持司法公正的方式及質素的利益。
引申本次司法覆核的「支聯會煽動顛覆案」，被告依次為：支聯會、李卓人（65 歲）、何俊仁（70歲）及鄒幸彤（37歲），各被控一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 22 及 23 條，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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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L 401/2022 ；WKCC 363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