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警方國安處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搜查壹傳媒大樓，然後於 2021 年 6 月再度到場搜查；2021 年 12 月及 2022 年5 月，大律師吳靄儀分別因《立場新聞》被指發布煽動刊物案，以及「612 人道支援基金」被指勾結外國勢力案被捕，其寓所亦兩度被搜查。
警方在 4 次行動中檢取大量資料。黎智英、《蘋果》高層及吳靄儀，事後迅即以「法律專業保密特權」（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常稱 LPP）為由，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警方查閲部分資料内容。
LPP 這個術語，不時出現在法庭及警方行動的報道中。究竟 LPP 是甚麽？為甚麽法律容許這個特權？適用於哪些文件？又有沒有例外？
LPP 由案例確立 《基本法》提供基礎
LPP 這項特權，在數百年前的普通法案例中已被確立。在本港，《基本法》第 35 條列明「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也為 LPP 提供了憲法基礎，將之視為基本權利。
LPP 的保護，能讓當事人在不必擔憂內容被泄露的情況下，與律師坦白、無保留地溝通，讓律師能獲取全面的指示，為當事人提供最合適的法律意見，和採取最有利的行動。因此，LPP 除了維護當事人的自身權益，同時亦保障司法公正，作為更大的公眾利益。
LPP 含兩範疇
適用於通訊、意見及相關資料
LPP 適用於刑事及民事程序，雙方都可提出。
LPP 包含兩個範疇 ，分別是「法律諮詢保密特權」（Legal Advice Privilege）及「訴訟保密特權」（Litigation Privilege）。
前者「法律諮詢保密特權」，適用於當事人為了獲取法律意見，而與律師作出的通訊（口頭或書面），不論是否與法律程序有關。
- 例子：客戶為索取法律意見而提供的資料、律師的法律意見及後續建議
後者「訴訟保密特權」，則適用於律師、當事人及 / 或其他第三方之間的通訊，而通訊的主要目的(dominant purpose) ，是為了預計展開或現正進行的法律程序作準備。
- 例子：
- 人身傷亡索償中，法律團隊索取的專科醫生報告
- 婚姻訴訟中，妻子為蒐證而聘用私家偵探調查丈夫，所得的調查報告
只要資料屬於上述兩者其中一個範疇，就會受 LPP 保護。當 LPP 適用時，資料擁有人沒有責任向對方披露資料的内容。而即使對方已經檢取那些資料，檢取者也不能查閲或使用内容。
另需留意，要受到 LPP 的保障，相關律師須以專業身分行事。換言之，如果一名「律師朋友」在工作以外茶餘飯後，給予他人法律意見，該些意見不應受 LPP 保護。
LPP 何時失效？
法院曾在判詞中，形容 LPP 為「絕對（absolute）」的法律權利，意指 LPP 不受任何政策或公眾利益考慮所限制或削弱（例如調查罪案、獲取證據的權利等）。
不過，任何為了實施犯罪、詐騙或損害司法公正等目的而作出的通訊，都不會受 LPP 保護。例如，有人在行賄之前，索取法律意見用以計劃如何逃避調查，他們就不能以 LPP 為由，阻止警方查閲當中内容。
除了以上原因，就只剩當事人本人有權放棄 LPP 的保護。即使是其法律代表，都無權越俎代庖，自行代替當事人放棄 LPP 。
只要當事人一天不放棄權利，LPP 就會繼續生效，即使相關程序或事宜已經完結 —— Once privileged, always privileged。
即使受 LPP 保障 亦不可非法阻搜查
就刑事事宜，假設有人遇上執法部門搜查，而認為被檢取的資料受 LPP 保護，應盡早知會法律代表。《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訂明，律師應該在不會非法妨礙警方執行該搜查令的前提下，向法庭作出申請。
例子：
警方於 2020 年 8 月進入壹傳媒大樓檢走大批資料，警務處處長其後去信《蘋果日報》，指檢走的證物會封存，若 7 日封存限期屆滿前，未見涉及 LPP 的法律行動，會解封證物調查。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時任行政總監黃偉強等人，其後入稟要求警方交還新聞材料，和涉及 LPP 的資料。2022 年 1 月，法官就黃偉強一案頒判詞，裁定只有兩個項目屬律師提供的法律意見，受 LPP 保護。其他項目，例如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與其他公司的通訊等，均不屬 LPP 保護範圍，警方可檢走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