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油麻地碧街 7-11 便利店發生血案，越南裔男子被指遭店主質疑偷竊後，取刀折返便利店刺死店主，翌年經審訊後由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判囚終身。男子今年初被高院上訴庭駁回上訴後，向終審法院再申上訴，同年 12 月中再被駁回，終院至周三（27 日）頒判詞解釋。
上訴方提出，本案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指上訴方以「激怒」為由抗辯，但原審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沒辨認上訴人的「特質」，致陪審團在考慮他當時所受的挑釁，是否足以令一個與被告「年紀、性別及特質相近的人」作出同樣作為時，有陪審團或未全面考慮的潛在風險，才致「激怒」理由未獲接納。
判詞則認為，上訴方舉出的「特質」，例如上訴人聲稱可與惡魔對話、赴內地當僧侶失敗、貧窮等，是「情況」多於「特質」，而技術上以精神理由抗辯，不應被納入「激怒」的分類中考慮，又認為原審已恰當引導陪審團，最終駁回上訴申請。
根據判詞資料，加拿大籍越南裔上訴人 BUI Van-cuong，在 2017 年 7 月經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成、判囚終身；2023 年 3 月被上訴庭駁回上訴許可申請，之後根據《終審法院條例》第 32 條，指案件「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而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覆核上訴庭決定，同年 12 月 14 日被終院駁回，指案件沒有合理可供爭辯之處，並在本周三頒下理由。
案情：上訴人偷竊後起衝突
折返持刀捅死店主
根據判詞簡述案情，案發日 2016 年 3 月 8 日，上訴人被指三度進入涉案便利店。他起先短暫逗留後離開。數分鐘後，他回頭偷走紙巾、薯片，引來本案死者、油麻地碧街 7-11 便利店店主鄭嘉沛（終年 38 歲）對質，上訴人則以敵對態度回應，並即席打開薯片進食。
案情續指，上訴人其後赴就近超市取刀，再折返便利店，邊舉刀拍枱邊大叫「You’re gonna die」。雙方之後打鬥，期間上訴人用刀深刺死者胸口，力度大至刀身和刀柄分離。死者被送院救治，數天後死亡。而上訴人被捕後，稱他當時被惡魔上身，方刀捅店主。
上訴方爭議受「激怒」犯案
判詞指，本案不爭議上訴人在案發日，導致鄭嘉沛死亡，但審訊時辯方提出數項理由抗辯，當中一項與本次上訴有關，即「激怒（provocation）」。
判詞引述上訴人在原審作供時稱，他在第三度折返便利店時被死者激怒，當時死者對他「拳如雨下（rained punches upon him）」，曾打到其臉，致他之後用刀刺死者。不過說法受當時控方質疑，亦不為閉路電視片段佐證。
上訴方質疑原審引導陪審團方向
針對「激怒」的抗辯理由，判詞指原審法官向陪審團總結案情時，提及陪審團首先應決定上訴人的行為，是否「喪失自制能力」，而上訴人所受的挑釁，是否足以令一個與被告「年紀、性別及特質相近的人」，作出同樣作為。
之後在陪審團缺席下，原審辯方大律師杜諾德（Richard Donald）表示，法官沒有詳述上訴人的「特質」為何。法官反問案中上訴人有何已知特質。杜諾德稱上訴人有自殺傾向，其帶妄想性的行為，例如聲稱可與惡魔對話、自言自語等，都應向陪審團提及。原審法官考慮後，以上訴人證供沒有顯示此等特質為由拒絕。
判詞則指，終院法官留意到杜諾德於此階段，沒有提及「激怒」相關的特質。而杜諾德提出的問題，都與「激怒」無關。
終院指不構成「激怒」
判詞續指，上訴人另一代表，資深大律師布思義則認為，原審沒有識辨上訴人的「特質」，會引致上訴人沒能起用「激怒」為抗辯理由的風險，從而導致案件「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
布思義又指，上訴人擁有的特質，包括赴內地當僧侶失敗、貧窮、須在麥當勞屈宿等。而上訴人相信，自己被捕後將被遣返，而他已無計可施。
判詞則指，終院法官認為這些都非「特質」，而屬「情況」，並同意上訴庭判斷，原審法官已向陪審團充分解釋案件；而上訴方提出的「情況」，也不構成「激怒」行為，因為死者沒嘲弄上訴人的處境貧窮。
判詞指，上訴庭亦正確裁斷，死者唯一做過，與「激怒」有關的挑釁行為，是拳打上訴人，但對陪審團評估上訴人受激怒而言沒多大作用。
判詞續指，雖然原審向陪審團提及如何測試「激怒」此抗辯理由時，不必要地提及「特質相近的人」，但有見原審已提及，是否足以令一個與被告「年紀、性別」相近者，作出同樣作為，已是恰當地概括受測要求，因此引導正確。
案例判詞：不可依賴精神問題
朝「激怒」方向抗辯
至於上訴方強調上訴人的精神問題，判詞引述「陸錫順（Luc Thiet Thuan）案」指，精神問題不應被納入「激怒」的抗辯理由中考慮，最終駁回上訴。
翻查「陸錫順案」，判詞指，有證據稱陸錫順有精神問題，會影響其自控能力，但沒證據指案中行為，是與上訴人的特質有關。而法庭確立，就算被告有情緒或精神問題，而減弱其自控能力，若挑釁他的言行與其情緒、精神特質無關，都不可依賴被告有精神問題，朝「激怒」方向抗辯。
FAMC3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