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45 人罪成，周二（25 日）起踏入求情階段。法庭首先處理被指為組織者的 5 人，料需時 3 天，包括認罪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審訊後罪成的吳政亨。法院外多人輪候旁聽，稱望表達支持（見另稿）。
控方陳詞指《國安法》最低刑期適用，又認為判刑時需參考內地法律，一度被法官問及中港兩地法律有別，直接引用內地法律是否「走後門」。法官亦追問控方對被告角色立場，控方一再稱回答有「困難」，最終稱領導者應是首要分子。控方另同意《國安法》「揭發犯罪」減刑條文適用於區諾軒、趙家賢。
辯方由戴耀廷一方先行陳詞，代表戴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本案是串謀罪定罪，而不是《國安法》罪行，認為顛覆罪的刑期分級的下限並不適用；另主張法庭應以判囚 3 年為戴的量刑起點，考慮及早認罪後減至囚 2 年，又倡戴非「首要分子」。黃周三將續陳詞。
47人案求情、判詞分析、裁決日報道一覽
控方同意量刑需考慮參與程度
主控、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先行陳詞，指根據《國安法》第 22 條顛覆罪及本港《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 條（串謀罪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認為顛覆罪條文列明的刑期分級下限適用於本案。
據顛覆罪條文，「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判囚 10 年以上至終身；「積極參加」則判囚 3 年以上至 10 年以下；而「其他參加」，則判囚 3 年以下。
法官李運騰問控方，本案涉及串謀罪，所有被告是否應按同一級別的罰則判刑？萬稱，認為要考慮第 22 條列明的不同類別。
李再問，即使被告同被控《國安法》罪行，其刑罰是否根據各人的參與程度而有所不同？萬同意，認為需要審視各人在案中角色。
李亦針對本案的「首要分子」提問，指有陳詞提及負責否決預算案的議員，才是「首要分子」，問控方有何立場？萬答稱，認為案中組織者不視為「首要分子」，是難以接受，直指相關陳詞是違反常識。
控方引中國刑法釋義 否認是「走後門」
萬又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及實用指南 105 條，指與涉案的顛覆罪相似。
李運騰則指，「呂世瑜案」提及排除內地法例，問控方的做法會否是「走後門」？ 萬指，不認為屬於「走後門」，重申需要審視立法原意，又指兩者亦使用相同術語及同一套立法。李再指，但問題是可否參考內地法律內容。萬則認為法庭有權參考。
李又問，由於兩個條文都關於危害國安，而《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又指現時涉及的是同一個國家的安全，若在內地是接受一個罰則，但在香港則是另一個罰則，會否奇怪？萬重申，故認為需要參考內地法律。
官屢追問控方對被告角色的立場
主控、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先行陳詞，期間法官陳慶偉問萬，認為哪名被告為「首要分子」（principal offenders），哪名被告是「罪行重大、積極參與」，而哪些是「其他參與者」？陳又指，控方毋須即時回答，指法庭只是想聽聽控方的立場。
萬即稱，對於控方而言，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陳慶偉稱，「我當然會問困難的問題！」（Of course I ask difficult questions!），稱會給控方時間準備。在犯人欄的戴耀廷、趙家賢聞言一度微笑。
萬再稱，如果回答，會置控方於一個很困難的立場。陳慶偉追問原因，指不是問哪個被告應屬於哪個類別，法官會衡量所有因素以作最終判刑；陳又舉例指，如戴耀廷一方主張他屬於「其他參加的」，控方會否接受？萬再重申，難以直接回答。
陳追問「為何？」又以販毒案為例，有大狀陳詞指被告負責速遞，控方反對說被告是主腦，質疑與本案現時情況沒有分別，認為控方必定有立場。
萬在追問下稱，領導者應是「首要分子」（a leader should be a principal offender）。陳慶偉亦稱，假設判刑時將戴歸類為「其他參加的」，肯定控方會上訴。眾人聞言發笑，戴亦大笑。
控方同意區、趙作供 揭發犯罪條文適用
萬重申，難以表明各被告屬於哪個分級，但指每個分級都設最低刑罰，可向法庭講述每個分級需要考慮的因素。
首先要裁斷被告是否屬於「首要分子」，包括有否參與、組織、指揮整個計劃，其參與程度及實際影響等。至於「積極參加的」，應考慮被告有否積極參與、「渴望參與的程度」；其餘則屬「其他參加的」。萬續指，在考慮三級罰則後，下一步是決定量刑起點，最終則是考慮有否加刑或求情因素。
萬亦提及，考慮求情因素包括《國安法》第 33(3) 條：「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指此條文可分為「揭發」或「提供重要線索」兩部分，認為本案適用首部分即「揭發」。
李運騰問，本案的從犯證人為案件提供資訊，是否適用？控方指，若能協助法庭，同意適用。李追問，即是否適用於區諾軒、趙家賢？
控方確認，稱同意兩人以從犯證人身分作供，《國安法》第 33(3) 條適用。區諾軒此時昂著頭撓手望向前方；趙家賢亦望著前方，未有反應。
李運騰其後再追問，指 「揭發」他人犯罪行為，英文字眼是「report」，但本案的被告是上庭作供。萬則答稱，「揭發是一個概括的字詞」（”Reporting” is a general word），認為向警方提供資訊、上庭作供，都屬「揭發」。
戴耀廷一方主張 以判囚 3 年為起點量刑
控方完成陳詞及口頭答問後，辯方開始求情陳詞，由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狀黃繼明開始。
他陳詞指，戴的量刑起點應為判囚 3 年，而在考慮及早認罪等因素後，減至判囚 2 年。黃續指，在法官頒下裁決理據後，有人可能認為判囚 2 年的主張是「有野心甚或大膽」（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但有法律原則支持。在延伸庭旁聽的被告余慧明、吳敏兒及劉頴匡，聞言即發笑。
黃其後擬續講述戴的個人情況時，法官陳仲衡打斷指戴不是初犯者（not the first offender）。黃指同意戴有案底，但認為本案是就《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 條串謀罪的定罪，而不是就《國安法》罪行的定罪，故判刑原則應根據香港法律；《國安法》的量刑可予參考，但受限於第 159C 條，顛覆罪的刑期分級下限並不適用。
黃繼明：串謀罪不受最低刑期限制
黃續就串謀罪性質闡述立場，指控方沒有起訴被告「實質罪行」（substantive offence；指實際干犯控罪），而是「串謀」（指未完成犯案；刑罰一般與實質罪行最高刑罰相同），而此是控方選擇。
黃引謀殺罪為例，指若罪成必處終身監禁，但若是「串謀謀殺」，則法庭可有酌情權判刑，不受刑期下限影響。
黃亦就串謀的立法原意、字眼陳詞，指在 1983 年之前，串謀等初步罪行，最高判囚 7 年，當時沒提及最低刑期。其後社會亦一度爭議，串謀謀殺最高僅判囚 7 年；至 1996 年，串謀由普通法罪行列入法例，成為現行的第 159C 條，把串謀刑期和實質罪行最高刑罰看齊，即串謀謀殺亦可囚終身。故立法原意，是調高最高刑期，不關乎最低刑期。
黃其後說，第 159C 條生效於 1996 年，控方怎可說按立法原意，是若未來有嚴重罪行設最低刑期，就要採納最低刑期？至於《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109 條「串謀犯《國安法》所訂罪行的罰則」，黃指是有提到串謀罪適用《國安法》罰則，但該條例是在 2024 年 3 月生效，不應具追溯力。
黃：戴耀廷非「首要分子」
黃又就本案謀劃陳詞，指利用憲制權力達到後果曾經是合法，直至 2020 年 7 月 1 日才變成違法；而罪行在於戴沒有在《國安法》實施後停止。陳慶偉打斷指，不僅是沒停止，而是繼續實行。黃其後說，判刑時要看戴在 7 月 1 日之後的角色為何。
法官陳仲衡打斷指，黃把戴歸類為「其他參加」，那黃認為誰是「首要分子」、「積極參加」？陳慶偉聞言大笑。黃則答，案中的非法手段不是初選，而是無差別否決，反問無法否決者，怎會是「首要分子」？
戴耀廷向旁聽席點頭微笑 妻到庭支持
戴耀廷等 5 人，早上約 10 時陸續進入法庭，在犯人欄分三排就坐，有 10 名懲教員在欄內分隔而坐（見下圖）。坐在中排的是戴耀廷，有 3 名懲教員分別坐在他的左、右及後方。經審訊被裁定罪成的吳政亨則坐在後排右端角落，左、右各有一懲教員。
3 名認罪、以從犯證人身分作供的被告區諾軒、趙家賢及鍾錦麟，則獲安排分三排，坐在被告欄的左邊一端，身旁亦各有一名懲教員。
久未公開露面的戴耀廷對旁聽席點頭微笑，他的妻子亦有到庭。戴穿黑色西裝外套、白色 T-Shirt，多了不少白頭髮。
區諾軒與趙家賢坐在後排及中排；趙穿 adidas 運動服外套，而區穿藍色襯衫、戴黑眼鏡，四處張望。鍾錦麟則坐在前排，他穿西裝外套、戴口罩，同樣四處張望。
坐在後排另一角落的吳政亨，則穿黑色外套、白色有領襯衫，他戴上耳機，對旁聽點頭微笑，做口型及表情溝通。
同案被告在延伸庭旁聽
此外，同案被告分別獲安排在兩個延伸庭旁聽，余慧明、吳敏兒、袁嘉蔚、何桂藍、鄒家成、劉頴匡、譚凱邦在其中一個；施德來、鄭達鴻、彭卓棋、梁晃維、伍健偉及馮達浚，則在另一個。
部分被告的法律代表亦在延伸庭旁聽，包括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大律師吳靄儀、陳世傑、盧敏儀。何桂藍早上甫入延伸庭見到律師席後，一度以口型說「哇」。吳敏兒就坐後，探頭對旁聽微笑，及與吳靄儀揮手聊天。鄒家成見到其代表陳世傑後，即露齒笑，並用力揮手。劉頴匡身穿紅色波衫，外搭啡色外套，臉頰較之前消瘦。
本案 45 名罪成被告將分 6 批處理求情（時間表見下圖），由被指組織者 5 人開始。《法庭線》整理法官裁決理據及庭上證供，對 5 人的角色及行為相關部分（見另稿）。
HCCC69/2022、HCCC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