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籍戶戶送外賣員 Gurung 3 年前在上環送外賣時，被輕型貨車撞倒致右手受傷、鎖骨骨折，獲批 15 個半月病假。他其後經朋友介紹，有律師稱可協助追討工傷賠償，惟入稟後律師突然退出，Gurung 須親自上庭。結果案件未開審，法庭應戶戶送申請剔除訴訟，認同案件不存在僱傭關係。
Gurung 敗訴後遭戶戶送追討 28 萬元訟費，他指自意外後轉職保安員，根本沒能力付訟費，同時面對慢性肩痛、手指麻痺等後遺症，身心俱疲。由於上訴成本太高，Gurung 無奈放棄，現只盼戶戶送免除訟費。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對於案件未開審便終止感可惜，認為法庭未有機會透徹了解外賣員的實際工作，又指現時靠外賣員透過訴訟爭取權益，成本極高並不理想，促請政府立法確立平台工作者僱員身分，強調資方透過應用程式對外賣員的「數碼操控」，實質與傳統勞資關係無異。
戶戶送指不評論個別個案，一直視外送專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已為「自僱」外送員提供免費個人意外保險等。勞工處則指，已按一貫安排向有關外賣員提供協助。
送外賣途中遇車禍
後遺症至今未癒
48 歲的 Gurung 4 年前開始在戶戶送平台接單，全職送外賣，每天工作 12 小時，騎電單車送 25 至 30 單外賣，可賺取約 1,800 元日薪，足以養活在香港和尼泊爾的家人。2022 年 2 月 26 日，他在上環送外賣時遇上交通意外，被一輛輕型貨車撞倒，他被拋出車外，倒在對面行車線的一輛的士前方，約半分鐘後失去知覺。
Gurung 的右手和中指受傷，右邊鎖骨骨折，醫生批出 15 個半月病假。皮外傷康復後，Gurung 仍飽受右肩慢性疼痛折磨，事故後幾個月，更發現右手其中兩隻手指麻痺、不能自然屈曲，至今未痊癒，醫生判斷是意外傷患的後遺症。
經意外保險賠償 10 萬元
戶戶送視外賣員為「獨立承包商」而非僱員，購買的意外保險賠償設有上限，Gurung 的 15 個半月工傷病假，僅獲賠償保險上限約 10 萬元。與此同時，Gurung 在休假期間被召上法庭，警方指他在事故中沒於路口停下觀察路面情況，票控他不小心駕駛。Gurung 指當時覺得「警察說是我的錯，那我可以怎樣做？」無奈下認罪，罰款 1,200 元。
律師中途退出申索、法援被拒
須親自出庭
Gurung 之後獲朋友介紹，有律師稱可以幫他追討工傷賠償，又指案件對他有利，估計 8 至 9 個月內就結束，屆時只會收取 3 至 4 萬元費用。該名律師著 Gurung 交出病假紙等證明文件，並於 2023 年 7 月底代表他入稟區域法院，提出僱員補償訴訟。
但至 2024 年 5 月至 6 月，律師突然稱不再代表 Gurung，請他簽署確認解聘律師，未有解釋原因，並著他申請法律援助。法援署則以 Gurung 是自僱人士、沒有勝算為由，拒絕批出法援。Gurung 最終要親自上庭，當時他並不知道戶戶送早於 2023 年 12 月，入稟申請剔除他的訴訟，而下一次聆訊，正是處理剔除的申請。
2024 年 8 月 19 日，Gurung 在尼泊爾語傳譯員協助下自行應訊。他憶述當日見到法官與戶戶送的代表律師不斷對話，他透過傳譯員，大概知道雙方在討論外賣員與平台之間的協議，提到一些英國案例。至聆訊完結前，法官問他有甚麼話想說，他頓時不知應說甚麼，只好說：「我受了傷，現在仍感到疼痛（I am an injured person and I am still in pain）。」
法官即日宣布剔除訴訟，即 Gurung 未經審訊便敗訴。根據判詞，法庭認為戶戶送對外賣員工作的控制很少，雙方不存在僱傭關係，接納戶戶送一方的申請，同意 Gurung 提出訴訟是濫用程序，「纏繞和壓迫」戶戶送。（另見報道）
敗訴須支付 28 萬訟費
Gurung 指，敗訴當日知悉法庭判定他是自僱人士，但無人告知他可以上訴或可有甚麼跟進行動。正當他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便收到法庭信件，指他須向戶戶送賠償 28 萬元訟費，令他頓時感到惆悵。
意外後 Gurung 因右肩和手指的傷勢，無法再騎電單車送外賣，轉職當保安員。他指收入大受影響，根本沒可能支付巨額訟費，在訪問中不止一次重申「我沒有物業、沒有積蓄，我沒有能力支付（訟費）」。他稱因壓力時常失眠，同時要承受傷患的後遺症，身心受困，事件亦影響他與家人的關係，坦言「不知可以怎樣做」（I have no idea what can I do）。
外賣員關注組：法庭未有機會了解
平台操縱定價、訂單數
協助 Gurung 的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 Justine 相信，案件未開審便遭剔除，因 Gurung 不熟悉法律程序，當日又沒有法律代表，未能讓法庭透徹了解外賣員實際的工作流程，更全面審視戶戶送與外賣員的僱傭關係。
她舉例指，判詞提到戶戶送透過應用程式追蹤外賣員的位置，僅用於向餐廳和食客交代等正當商業用途，對外賣員的控制很少。Justine 則認為，應用程式實際上是公司「監視和操控外賣員的工具」，可透過追蹤外賣員位置和工作效率，決定各人獲分配的訂單數目和價格，而外賣員不能查詢後台數據，無從得知背後的演算法，亦無法透過其他途徑接單。
Justine 形容這是一種「數碼操控」（digital manipulation），但法庭未有全盤考慮，反而認為應用程式不是送外賣的必備工具。她認為事實上「應用程式主宰了他們（外賣員）的薪金，甚至決定了他們可否接單，規則全由公司制定，公司才是老闆」。
關注組：平台將成本轉嫁外賣員
反映是「假自僱」
判詞另提到，外賣員用自費購買的電話、電單車等工具工作，須支付汽油錢，如同投資自己的生意；而戶戶送沒有為外賣員支付強積金付款、報稅、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等，反映戶戶送對外賣員沒有管理責任。
Justine 指，外賣平台將汽油、保險等工作開支，轉嫁到外賣員身上，令外賣員須自行承擔工作風險，正正反映外賣員是「假自僱」，受公司操縱，但法庭卻視之為外賣員是自僱人士的證明。
Justine 指按照《僱員補償條例》標準計算，單單計算工傷病假， Gurung 應可獲約 50 萬元賠償，還未計及永久喪失部分工傷能力的賠償。惟戶戶送提供的意外保險僅賠償 10 萬元，訴訟後更向 Gurung 追討 28 萬元訟費。關注組批評，戶戶送以「明顯壓制式的手段威嚇受工傷的車手，以圖防止平台工作者繼續透過訴訟爭取勞權」，對外賣員極為不公。
Gurung 指自己不同意法庭裁決，但上訴成本太高，亦擔心一旦再敗訴須賠償更多訟費，只好放棄上訴。關注組指已替 Gurung 去信戶戶送，希望對方免除訟費，正候回覆。
關注組：外賣員難憑一己之力追討
促立法確立僱員身分
勞工處 2024 年委托統計處調查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情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 2024 年 11 月在立法會提到，局方正整理及分析數據，預計在本年首季完成，適時會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可能會包括以立法形式才能落實的建議」。
Justine 認為，目前平台工作者只能透過訴訟爭取權益，成本極高，亦難憑一己之力成功，促請政府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確立當中的僱傭關係，「才可阻止有公司繼續利用『假自僱』合約壓榨平台工作者，並確保平台勞工受到應有而全面的保障」。
她強調，確立僱員身分不代表會令平台勞工失去彈性工作的自由，事實上部分彈性上班的兼職、散工都可以被視為僱員，「法例必須與時並進，確認平台工作者所面對的數碼操控，其實與傳統勞資關係無異」。
戶戶送：不評論個別個案
勞工處：已向案主提供協助
《法庭線》向戶戶送查詢會否繼續追討 Gurung 的訟費。戶戶送發言人回應指，不評論個別個案，如相關人士有疑問，可向戶戶送查詢；又指戶戶送「一直視外送專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希望外送專員享受彈性工作之餘，亦感到安心」，因此為香港超過 12,000 名自僱的外送專員，提供免費個人意外保險、收入保障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勞工處則回應指，已按一貫安排向有關的外賣員提供協助，強調勞工處對僱員補償的爭議沒有裁決權，法院對工傷補償個案有最終裁決權。勞工處又指，將會在 3 月公布委託統計處進行的相關調查結果，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亦將於 3 月 24 日的會議，討論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