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男生呂世瑜，被指 2020 年在 TG 頻道煽動港獨及售武煽暴，2022 年 4 月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原獲法庭由判囚 5 年半減刑至 3 年 8 個月。惟控方指，判刑受《國安法》罪行的最低刑期所限，情節嚴重者須「處 5 年以上」，法官胡雅文改判被告監禁 5 年。 被告不服刑罰申請上訴許可，周一（24 日）在高等法院續審。律政司一方引用內地刑法解釋《國安法》，首席法官潘兆初質疑，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沿用普通法，內地法律是「外地法律」（foreign law），不能直接引用，又指終審法院的案例，都沒有提及可參考內地刑法解釋《國安法》。 3 名上訴庭法官聽畢陳詞，將於 3 個月內裁決。另外，「羊村繪本案」被告陳源森到庭旁聽，呂世瑜舉手向他示意，陳源森點頭回應。
官關注條文限「量刑起點」或「最終刑期」
律政司由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代表，上訴方由資深大律師蔡維邦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
案件於本月 13 日審理時，上訴方指本案情節較「馬俊文案」輕微，又指呂世瑜協助調查、認罪應獲減刑。法官關注「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限制「量刑起點」還是「最終刑期」。上訴方認為限制前者，律政司一方則認為是後者，雙方周一（24 日）進一步陳詞。
上訴方：自動投案等非唯一減刑因素
首席法官潘兆初在庭上提到 1972 年一宗案例，指該案被告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根據當時條文，屆滿 25 歲的被告須判監 6 個月至 3 年，惟他最終被判囚 4 個月。蔡維邦回應指，法官所提出的案例，正正支持他的說法，即「5 年以上限期」是限制量刑起點，而非最終刑期。
針對減刑準則，上訴方於上次聆訊提及，呂世瑜很早認罪，即使《國安法》第 33 條，沒有提及認罪是其中一個減刑情況，但條文字眼包含相關「精神」，法庭應彈性處理。蔡維邦今進一步指，《國安法》第 33 條提到可獲減刑的三個情況，包括被告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及揭發他人犯案，只是額外的有力減刑因素，並非「唯一（exclusive）」減刑因素，而普通法原則仍然適用。這樣處理亦可向公眾傳遞「配合調查能獲得減刑」的訊息。
律政司：條文沒提刑期基準
律政司周天行則表示，只有上述 3 個情況可獲「從輕」或「減輕」處罰，又指《國安法》第 21 條列明「情節嚴重」者，須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當中的「處」是指法庭向被告施加（impose）的刑期，等同「最終刑期（ultimate sentence）」，條文亦沒有提及刑期基準。
他又指，根據《國安法》的英語譯本，《國安法》第 21 條提及「須（shall）」處 5 年以上刑期，但《國安法》第 33 條列明，被告「可以（may）」獲從輕、減輕處罰，強調兩者有分別。
律政司引內地刑法解釋國安法
官質疑不能直接引用
周天行指，若最終刑期可以低於最低刑期，那麼刑期分級制變相是非強制性，亦變得沒有意義。法官彭寶琴一度對其說法表示不解，指刑期分級制可以確保刑期在某程度上一致，仍有一定意義，又指量刑起點可反映罪責及嚴重性。
另外，周天行呈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62 及 63 條，解釋「從輕處罰」、「減輕處罰」的分別，指前者是「在法定刑罰的限度內判刑」，後者是「在法定刑罰以下判處刑罰」，又呈上內地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述元主編的《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解釋量刑指引。
然而，法官潘兆初質疑，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沿用普通法，內地法律是「外地法律」（foreign law）法律，不能直接引用，又指法庭無從稽考該書籍是否具權威性，律政司須援引專家意見。他又引用終審法院在「黎智英保釋案」指，法院可以參考本地法律解釋《國安法》，但沒有提及可以用內地法律解釋。
法官彭偉昌向周天行確認，律政司的立場，是否認為呂世瑜不符合《國安法》第 33 條中的 3 個減刑情況，因此不獲「減輕處罰」；周天行同意。
被告認罪原獲三分一減刑
控方指最低刑罰為 5 年監禁
現年 25 歲的理大男學生呂世瑜，被指以住所作武器庫，收藏胡椒球彈、氣槍等物品，並在 Telegram 頻道發表港獨言論。他在原審時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無牌管有槍械、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存檔法庭。
法官胡雅文判刑時指，案件「情節嚴重」，被告經公開頻道煽動港獨及售武器煽動暴力，以判監 5 年半為量刑起點。被告認罪減刑三分一，判囚 3 年 8 個月。控方隨即提出，《國安法》列明「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情節嚴重者最低刑期為判囚 5 年，法官考慮後終改判囚 5 年。換言之，被告雖認罪，但未能獲全數三分一減刑。
CACC61/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