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供詞整合|李卓人憶六四北京經歷:知動亂定性惟「堅持站民間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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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前感中國漸開放

李卓人在庭上講述,他入讀港大後受「認中關社」思潮衝擊,改變了他的志向(見另稿)。他憶述六四的證詞,亦把法庭帶回 1989 年之前的中國大陸。

李卓人 Kensa Hung
在審訊的第 13 天,李卓人出庭作供,由 70 年代他入讀大學說起。(繪圖:Kensa Hung)

李卓人說,八九民運之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主政,「氣氛較開放」,北京的大學可舉辦民主沙龍、討論會,例如教授方勵之與學生一同研究中國的未來。

代表李卓人的大狀沈士文,在庭上引述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後來出版的回憶錄《改革歷程》,提及胡耀邦追求的理想是「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李卓人認為從該書可見,胡耀邦亦同意中共並沒切實建設民主政治,而專政有違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

不過李指,後來中共內部有力量反對胡的開放主張,發起了「反精神污染運動」,令情況有所倒退,但他強調,當時社會整體感受是中國「比較係向開放嗰邊走」。

1989 年 4 月 21 日,北京高校學生上街悼念胡耀邦,並把憲法製成牌展示。(來源: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1989 年 4 月 21 日,北京高校學生悼念胡耀邦,並把憲法製成牌展示。(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圖片)
自薦赴京支援民運

1989 年 4 月胡耀邦離世後,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後來漸演變成爭取新聞、言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4 月底,《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定性事件是「動亂、反革命」,在廣場的學生憤而發起絕食。

香港人逐漸關注北京學運,至 5 月先後出現「百萬人大遊行」及演藝界參與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李卓人說,那時支聯會持續收到捐款,金額達 2,000 萬元。由於籌款目的「同市民講得好清楚係要支援」,加上時值北京學生靜坐,故「希望即時將錢帶去北京。」

他當時自覺身處「第二線」、身位合適,於是自薦攜捐款到北京。最後與支聯會另外 3 人一同在 5 月 30 日出發,帶同 100 萬元到北京。

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首次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運動。(來源: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民運。(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圖片)
「佢哋係好想話畀政權聽佢哋係愛國嘅」

李卓人供稱,乘飛機抵北京後即到天安門廣場,他看見學生靜坐,亦見證「民主女神像」在廣場豎立。他憶述,在廣場的知識分子、學生、工人,他都有探訪,特別提到外省高校學生組織「外高聯」。他說據當時了解,在廣場的人共識是留下來繼續爭取目標,例如組織工會自由、政治開放。而在各訴求之中,他們特別強調爭取撤回「四二六社論」。

「因為『四二六社論』將佢哋定性為一個動亂。咁一俾人定性咗動亂、反革命,等於無得返轉頭,定性你哋係罪犯咁樣,所以好緊張要撤回,(要求)承認佢哋係一個愛國民主運動」,李在庭上解釋。

他續說,當時的關注主要是欠缺基本自由,例如工人希望「有組織工會嘅自由」,學生則「希望社會本身有改革,變革係希望有人權、自由、民主,幾樣嘢都要逐步咁去發展」此外,有知識分子帶領民主沙龍等場合,「一路要求緊成個政治嘅開放⋯⋯人權民主自由,人民有得去選舉咁嘅地步,大家都有咁樣嘅願景嘅」。

辯方大狀沈士文關注,「愛國」是否當時民眾的觀點之一?

李卓人說,「佢哋係好想話畀政權聽佢哋係愛國嘅,國家亦應該咁發展,亦同我頭先講嘅『四二六社論』有關,意思係你唔好話我反革命動亂,我係愛國嘅,希望國家好㗎啫,(民眾)情緒非常之高昂,全中國每個城市每個角落都有同樣訴求」。

1989 年 5 月 30 日,民主女神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豎立,李卓人稱他正好見證。(來源: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1989 年 5 月 30 日,「民主女神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豎立,李卓人稱他在場見證。(六四紀念館 Facebook 圖片)

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布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定性事件為「動亂、反革命」。支聯會案庭上都有提及這篇社論。(網上圖片)

知官方定性「反革命」
仍認為學運「非常恰當」

主控、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問,「當時你去北京支援,有冇擔心去到支援喺天安門廣場嘅人,呢個做法可能唔係咁恰當呢?喺國內」。

李卓人答,「我諗係嗰陣時成個香港⋯⋯都覺得學生運動係恰當⋯⋯」法官黎婉姫不久打斷,指控方是關注李卓人的想法,並向李稱,「盡量先講你自己嘅諗法先,唔好講全香港人係點,先講自己係點」。

李說,「我覺得即係恰當嘅,因為我自己其實從事嘅工會運動,同我一路從事公民社會嘅運動,都係希望人民可以站出嚟發佢嘅聲音,係去掌握自己嘅命運,呢個係我一生奮鬥嘅立場嚟嘅,如有學生出嚟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爭取民主,我覺得係非常恰當,亦樂於見到佢哋咁做」。

黎嘉誼續問,「你都會相信或者知悉到,你去北京,攞住款項支援,其實就係支援緊動亂同埋反革命㗎喎,喺國內」。

李卓人表示,「誒,從官方嘅角度係,從民間嘅角度係一個民主運動,咁我係堅持站喺民間嘅立場」。

黎追問,「即係你當時係知嘅?」李同意。

黎向李卓人指,「其實你當時 1989 年 5 月 30 日,你明知有可能,起碼有可能,你帶住啲錢上天安門支援動亂反革命人士,你有可能,你自己都會牽涉咗,觸犯咗,國家嘅憲法或者法律㗎喎?」

李稱,「嗰陣時冇諗呢啲嘢」。黎追問,「所以你知道嘅?」李苦笑表示,「唔諗㗎我,所以我唔敢講話我知定唔知呀,我唔諗㗎其實」。

被扣北京各方營救
視推動民主為「一生承擔」

李卓人在庭上亦講述 6 月 4 日情況突變。他說自己當晚 10 時許在廣場內的工人帳幕,「突然間,啲人叫我走,(我)問咩事,佢哋話:『軍隊殺入嚟啦!』佢哋叫我走」,他語速加快,說自己當時「諗咗一輪」應該離開抑或回飯店,最後選擇了後者。

回到飯店之後,李卓人整夜未眠,「睇住出面,聽到啲槍聲呀,睇住天安門廣場 4 點幾熄燈呀,擔心緊喺天安門廣場嘅學生發生咩事」。

李續指,事發後集合所有在京支援的港人,包括學生與記者,並聯絡香港「要包機返去」。6 月 5 日,他們登上香港安排的包機,但「公安入嚟話要睇我哋嘅回鄉證,嚟到我嗰陣時,就話要我落機喇⋯⋯得我一個落機,(公安)講明如果我唔落,就無得飛」。

他其後遭公安扣留、沒收回鄉證及盤問,最終在簽署「悔過書」後,同月 8 日獲釋回港,帶往北京的款項亦遭沒收。

沈士文問,六四事件如何影響李卓人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看法。

李說,「我覺得嗰次好似另一個洗禮咁上下,即係我覺得我竟然係去咗天安門廣場,目擊一個好多嘅傷者同埋死者,係啲衫喺啲車嗰度,三輪車嗰度,經過長安大街,一路睇住呢啲咁嘅場景,後尾好多證詞話點樣屠城,我覺得自己係更加有責任,個責任基於嗰時北京嘅市民同我哋講,話要將我哋睇到嘅嘢講畀全世界聽」。

「第二樣嘢就係香港市民救我嘅,因為我嗰 3 日,我喺恐懼入面,嗰 3 日好多香港巿民去港府又好,新華社又好,係要求釋放我嘅,咁嘅處境發生我身上,更覺有責任。呢個成為我一生嘅承擔,要真係將一路個運動發展,做到成個世界知道呢件事,做到愛國民主運動精神就係要中國走向民主,另一方面就係香港都要民主,呢個以前都係咁諗,但之後更加要,因為我係俾人救返嚟嘅。」

學聯代表憶李引領脫險

當年同樣身在北京的學聯代表陳清華,曾撰文憶述李卓人如何救援。

1989 年 5 月 31 日,學聯代表與北京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等,在王府飯店內對話。(來源: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1989 年 5 月 31 日,學聯代表與北京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等,在王府飯店交流。(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圖片)

他說李卓人「把我從醫院接回來,引領我踏上歸家的路」,他又稱,當時目睹北京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在救傷車的響號、傷者在病榻上的哀嚎之中」,他和另一學聯代表李蘭菊傾聽泣訴,之後曾致電英國駐京大使館求助,惟對方怨罵:「怎麼救得了你?反正這也是你們自找的⋯⋯」然後掛線。

而李卓人打遍北京各大醫院的電話、查證他們所在之處,獨自走在「如戰場廢墟般」的北京街頭步行到醫院,引領他們脫險。

1989 年時的北京市地圖。(來源:《天安門一九八九》)
1989 年時的北京市地圖。(聯合報《天安門一九八九》圖片)

陳清華亦憶述在回港的飛機上,有便衣國安稱若「李(卓人)不跟我們走、這班機也鐵定不能飛」,於是李卓人站起來,「用臂隔開了正想趨前與國安爭辯的鄰座記者,然後冷靜的答:『我現在跟你們去』」。

陳寫道,「接著艙門被關上、專機在夜色中起飛,我們在憤慨與飲泣中回來,卻留下了李卓人隻身在北京獨自的面對。」

《華僑日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李卓人被強行帶下機後下落不明。(來源:香港舊報紙)
《華僑日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指李卓人被強行帶下機後下落不明。(香港舊報紙)

《華僑日報》 6 月 6 日的報道指,李卓人原本在 5 日與其他港人乘坐飛機回港,機上當時約有 127 人,但李在起飛前「被公安人員強行拉下飛機,至現時為止行踪未明」。

港區人大、新華社高層協助

李卓人在北京被扣留一事,在香港引起廣泛關注。據《華僑日報》報道,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等人要求時任港督衛奕信營救,大批市民到港督府外聲援,報道引述衛奕信表示「已盡最大能力通知英國外交部循外交經英國駐華大使處理」。司徒華亦引述衛奕信,指他已通知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報道續指,支聯會等人亦同時赴新華社,要求時任社長許家屯協助,衛奕信亦有與新華社時任駐港副社長鄭華通話,並引述鄭回覆指已通知港澳外事辦公室,「保障李卓人之人身安全」。

《華僑日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李卓人接記者來電,表示「我無事,明日可以走,無嘢講」(來源:香港舊報紙)
《華僑日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李卓人接記者來電,表示「我無事,明日可以走,無嘢講」。(香港舊報紙)

該報記者其後透過電話聯絡到李卓人,李回答指「我無事,明日可以走,無嘢講」。報道並指,在李回答後「電話隨即被中斷,李氏似受到嚴密監視」,又指其通話時「語氣甚為生硬,記者問其情況時,他未有作答,似有難言之忍」。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支聯會代表促港督衛奕信營救李卓人(來源: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6 日報道,支聯會代表促衛奕信營救李卓人。(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則指,支聯會等人要求見港督時,因急於營救李卓人「在等候十多分鐘後便闖進港督府內」,直至司徒華等人獲衛奕信接見後,他們才退回正門靜坐。司徒華其後表示已致電新華社鄭華,而鄭「答應馬上通跳中國國務院辦公室,協助解決事件」。

6 月 7 日,《大公報》報道引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表示,正聯絡其他港區人大代表聯合致電全國人大常委,「呼籲北京當局保障」被帶走的李卓人安全返港。而港府副政治顧問表示收到英國大使館消息,「李卓人已恢復自由,可以離開北京回香港」。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7 日報道,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已聯合其他人大代表發電人大常委,保障李卓人安全返港。(來源: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7 日報道,鄭耀棠已聯合其他人大代表發電人大常委,保障李卓人安全返港。(香港舊報紙)

6 月 8 日,李卓人返抵香港。

《華僑日報》以〈遭扣留三日三夜 李卓人昨晚抵港〉為題報道,指李卓人在港府、英國和新華社三方面斡施下獲釋,8 日晚上抵港,迎接他的除支聯會成員外,還有近千名香港市民。

報道描述,李卓人穿黑色上衣「以悼念北京難胞」,步出禁區時與支聯會代表和妻子鄧燕娥擁抱,「各人均流下眼淚」。在場有人拉起歡迎橫額,有人向李送上鮮花。

報道又指,李其後在記者會表示「被迫簽下『悔過書』後才獲得釋放」,又指「在飛機到香港上空時,見到一度彩虹,令他滿懷感觸」。

1989 年 6 月 8 日,李卓人返抵香港時,獲多人拉橫額接機,其妻鄧燕娥在身後拭淚。(陳清華提供照片)
1989 年 6 月 8 日,李卓人返抵香港,鄧燕娥在李身後拭淚。(陳清華提供照片)

1989 年 6 月 8 日,李卓人返抵香港時,獲多人拉橫額接機,其妻鄧燕娥在身後拭淚。(陳清華提供照片)
1989 年 6 月 8 日,李卓人返抵香港時大批市民拉橫額接機。(陳清華提供照片)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9 日報道,李卓人獲釋返港,提到曾接受 6 次問話、寫悔過書。(來源: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9 日報道,李卓人獲釋返港,提到曾接受 6 次問話、寫悔過書。(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9 日報道,李卓人獲釋返港,與妻子鄧燕娥相會,喜極飲泣。(來源:香港舊報紙)
《大公報》1989 年 6 月 9 日報道,李卓人獲釋返港,與鄧燕娥相會,喜極飲泣。(香港舊報紙)

李卓人寫悔過書後獲釋返回香港,與妻子鄧燕娥相擁。(資料圖片)
李卓人返抵香港與鄧燕娥相擁。(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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