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前醫學界議員梁家騮，2002 年與一群公立醫院醫生不滿醫管局「候召制度」（on-call）剝奪法定假期及休息日權利而提告，最終獲賠償 176 萬元。稅局指款項屬受僱收入，應予徵稅，惟在高院及上訴庭兩度敗訴，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
終院 5 名法官周五（10 日）頒下判詞，一致裁定稅局上訴得直，即梁獲償的款項應予課稅。終院裁定，梁獲賠償的款項屬於「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因為他作為醫管局僱員，以在假日候召的方式提供服務，故款項屬於與僱傭工作有關。
至於梁一方爭議如款項被課稅，會招致雙重徵稅，終院認為梁獲發的每月薪金並不包括這些賠償，這筆款項是額外支付的，不曾課稅，故不屬雙重徵稅。
爭議點：款項是否屬於
「從受僱工作所得入息」
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麥嘉琳審理。上訴人為稅務局長，由資深大律師馮庭碩代表；答辯人為梁家騮，由大律師伍國賢代表。
本案爭議在於，根據《稅務條例》第 8 條，當僱主要求僱員在休息日和假期工作，令他們喪失合約規定的權利，僱主向僱員支付的款項是否屬於「從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
終院裁款項屬「受僱工作所得入息」
梁「以僱員身分行事或任職僱員」
終院引述案例指，在衡量款項是否應予課稅時，應考慮向納稅人支付款項的目的，是否因納稅人「以僱員身份行事或任職僱員」、以往曾提供服務、或作為他簽訂或維持合約以繼續提供服務的誘因。而稅局一方認為梁所獲款項屬於「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因此需予課稅。
首先，就相關款項是否屬於「以僱員身分行事或任職僱員」而獲得，判詞指由於醫管局未能按合約，向梁提供休息日和假期，梁須在假期間應要求候召，做好準備隨時往醫院，此屬補償款項的目的；而梁候召期間是醫管局的僱員，故他屬於「以僱員身份行事或任職僱員」。
終院認同稅局一方，裁定款項屬於梁「受僱工作所得入息」。
終院：梁以候召形式
為醫管局提供服務
終指又指，相關款項亦可被視為醫管局用作支付梁以往曾提供的服務。即使梁實際上沒有被召往醫院，但他仍以候召的形式提供服務，醫管局有責任在假期和法定休息日為醫院安排人手，而局方以要求梁候召的方式安排人手，故候召屬於梁以往為醫管局提供的服務。
判詞又提及，合約條款所訂立的、即梁被剝奪的假期和休息日，可被視為未來僱員與醫管局簽訂合約的誘因，故亦屬於與僱傭工作有關。
梁家騮一方：因僱員權利被廢而獲賠
終院：合約一直有效 賠償是履行
梁家騮一方則爭議，醫管局支付相關款項並非為履行合約，而是因為僱員的權利被廢除（abrogate）。
判詞引述案例指，當僱員合約被完全廢除後，基於僱員被廢除的權利而作出的賠償款項，不應被課稅，但並不代表任何款項被貼上「廢除權利」的標籤後，即可免稅。
終院指，本案中的僱傭合約從未終止，一直維持有效，認為梁在候召日子獲得報酬的權利，並沒有被否定或廢除。而梁根據其合約的權利，要求醫管局向他支付補償，正是履行在合約中權利的要求。
終院：不會引致雙重徵稅
終院指，本案款項源於醫管局違反合約條款而作出損害賠償，而非因廢除（abrogate）合約條款，而上訴庭的兩名法官在區分款項時，則混淆了兩個概念。雖然醫管局可被指為違反僱傭條例，但作出賠償的主要原因是，梁有權因在假日候召而獲到補償。
至於梁一方爭議，對相關款項課稅會引致雙重徵稅，但終院認為他本身獲發每月薪金，之後再就失去的假日權利獲賠償。而每月薪金並不包括這些賠償，故不屬雙重徵稅。終院最後一致裁定稅局上訴得直，梁須付訟費。
梁家騮等公院醫生獲候召賠償
稅局指應徵稅 兩度敗訴
翻查判詞，本案源起自 2002 年，梁家騮等 165 名公立醫院醫生，因不滿候召（on-call）制度，剝奪公院醫生在休息日及法定假期的休假權利，遂向勞資審裁處提告。案件其後被轉介至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由梁家騮等 3 人作主要提告人（leading plantiffs），其餘醫生同意受 3 人案件結果約束。
終審法院在 2009 年裁定，公院醫生在法定休息日或假期候召時可獲賠償。其中梁家騮於 2012 年獲賠償 176 萬元；稅務局指該筆賠償屬受僱入息，對梁提出徵稅。
梁向高院提出上訴 2021 年獲裁定得直。據報道，梁曾在法院外表示，早已繳付本案爭議的稅款。稅務局其後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23 年 2 月被上訴庭以 2 比 1 大比數駁回。
FACV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