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與另外 6 名「非白衣人」，被控 2019 年 7 月 21 日在元朗站暴動，周五（3 日）在區院展開第 14 天審訊，控方共傳召 3 名獲准匿名的港鐵職員作供。
元朗站經理供稱，警方於事發兩日前，即 7 月 19 日，要求安排兩名便衣警於 7 月 21 日下午 5 時開始駐站監察。他當晚在控制室亦看到兩名天水圍警署便衣警。辯方問，警員可否透過閉路電視清楚看到站內發生的事？他稱「代唔到佢哋答」，但確認閉路電視可監察情況。
翻查監警會報告，警方當日於元朗等 4 個港鐵站設立「警方觀察哨站」，指「在西鐵站內的車務控制室觀察 ，並直接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任何異常情況。」
另車站管理主任供稱，他不知道站內警務室有何作用，但指「久唔久見到有警察」。他又同意，當晚因交通問題而遲到上班，看到數十名穿白衣人士由月台向下行往大堂，當時月台地上留有爛傘、膠袋及衣服，但看不到爭執或打鬥。案件將押後一周，至 11 月 13 日續。
本案由法官陳廣池審理，控方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程慧明代表。各被告的代表依次為：大律師黃錦娟、大律師李百秋、資深大律師潘熙、大律師鄭凱霖、大律師周慶澎、大律師黎建華、大律師曾敏怡。
元朗站事務經理：
控制中心報警 不知確實時間
控方應次被告一方要求，傳召元朗站車站事務經理 B 先生作供，他接受盤問時確認為車站「最高負責人」。他又指，知悉事發時有港鐵職員透過車務控制中心報警，「報過一次就報咗」，並指據他理解，控制中心是即時處理。他又指，無法提供有多少個職員報警的數目，因報警是以車站的單位處理。
次被告代表大狀李百秋問，要求控制中心報警後，警員大概何時會出現？B 稱，「一般嚟講，唔會係一個唔合理長嘅時間，10 零分鐘或者 4 個字，半個鐘內」，並指不知悉當時報警的確實時間。
李問，照 B 所知，是否直到當晚 11 時15 分才有大量警員，或是 B 不知道？B 稱，不知悉確實時間，但他到達時有同事指有警員。
經理：警 7.19 要求讓兩警員駐站監察
據安排於 7.21 下午 5 時開始
李追問，B 上班時有否目睹？B 稱，入到元朗站控制室時看到有兩名天水圍便裝警員，非公眾地方亦看到鐵路警區警員，而公眾地方無目睹警員。
李續追問，B 如何知悉是警員？B 遂指，天水圍警署曾聯絡他，在案發當日放置兩名警員在控制室，監察當日車站情況。B 在追問下稱，「7 月19 日天水圍警署同事，個名唔記得咗，透過 WhatsApp 問我可唔可以 facilitate 呢個運作，就通知車站呢個安排，7 月 20 日就畀咗個具體安排我。」
李問，當日 5 點已有便衣警員在控制室內？B 稱，根據安排， 5 時開始已經有兩個警員監察，但他指無法確實當時有多少名警員以及到達時間。
B 確認控制室有閉路電視
可監察車站情況
李亦問，如果有警員在控制室，可否透過閉路電視清楚看到元朗站發生的事？B 稱，「代唔到佢哋答」，但指控制室內有閉路電視可監察情況。
翻查監警會報告，元朗警區成立多支特別小隊應付 7 月 21 日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包括由 8 名警員在元朗站、天水圍站、朗屏站及錦上路站設立「港鐵警方觀察哨站」，每個車站有兩名警員駐守，「在西鐵站內的車務控制室觀察 ，並直接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任何異常情況。」
報告亦提及，元朗站的「港鐵警方觀察哨站」於當晚 10 時 42 分，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稱，約有 30 人，手持棍棒在 F 出口聚集。
元朗站車站主任：
當晚上班因交通問題而遲到
控方另傳召高級車站管理主任 F 先生作供。綜合其書面口供及庭上盤問內容，他於1990 年 10 月入職港鐵，於元朗站工作，職務是確保站內運作暢順；而 F 當日的更份是由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F 當晚約 10 時離開住所，欲由兆康站乘西鐵到元朗站當值上班，但乘車期間聽到廣播，指不會在元朗站停站。他遂於朗屏站下車，轉乘輕鐵到元朗站，並在乘車期間透過網上資訊，知悉元朗站有「爭執事件」發生。
F 稱下車後無留意沿途有人聚集或有人爭執打鬥，並沿 G 出口上元朗站，於 11 時 18 分到達元朗站站長室，同意因交通問題而遲到。他盤問下提及，站長室附近有警務室，F 無法進入，亦不知道警務室有何作用，但指「久唔久見到有警察」。
F：沒看到有人被打、受傷
F 又指，當時站長室比較亂，「估計有啲事發生咗」，而同事正討論及作出安排。F 又稱，當時無問同事有否報警，亦看不到救護員或受傷人士。至於「地鐵有冇人被人打」，F 指「無見到」，另指印象中沒有有關列車服務的廣播。
辯方問，F 當日上班是否與一般上班日子無異，「無見到發生咩事，無聽到發生咩事」？F 稱有分別，指之前已看到訊息，「元朗站有爭執嘅，返到去反而見唔到爭執發生，雖然地方比較凌亂，有垃圾有啲遮，好彩啦，叫做無嘢發生，都屬於好啦，覺得係無乜特別。」
F：沿樓梯上月台
見數十名穿白衣者往大堂
F 又指，他其後離開站長室，前往月台協助。他沿樓梯上月台時，看到數十名穿白衣人士向下行前往大堂，但無留意確實人數，亦無留意該班人的容貌或手持甚麼。F 又指，當時沒有列車停在站內，但見到地上有爛傘、膠袋及衣服，但看不到沒有任何爭執或打鬥。
F 在法官詢問下稱，當時站內沒有廣播提及元朗站有事發生，他亦不記得是否有廣播提及列車延誤。F 又指，每架列車約停站 30至 40 秒，若超過一分鐘，需要通知控制中心。法官在詢問後再次重申，「純粹要搞清楚客觀事實」，並非針對被告或構成不公。
另 F 在月台候命期間，沒有人提及被打，但有人向他查詢列車資訊。F 於翌日凌晨時分停止服務後才離開月台，返回站長室工作。
港鐵工程師：
涉事列車大部分緊急掣同時被重置
另控方續傳召港鐵設計工程師 D 先生作供。綜合其口供及庭上內容，8 卡列車的車廂共有 40 個緊急制；而當晚曾在元朗站停留 18 分鐘的列車，共有 24 個緊急掣曾被按動，其他則沒被按動。
D 又指，當有人按動緊急掣時，車長作出回應時可以一次過重置。D 又指，根據當晚的紀錄，同意大部分緊急掣是同時被重置，亦有紀錄顯示有緊急掣是在開車後被按動，車長亦有重置。
辯方問，當時有很多人按動緊急掣，很多都未有回應，是否一個合理推論？D 稱，「唔能夠講呢句說話，唔能夠作出呢個推論，因為有冇接到我唔知嘅，可能係接咗之後一次過重置。」
辯方追問，但車長無可能同時間回應多個緊急掣？D 稱，「佢無可能同時間接晒咁多個，但佢可以一個一個（回應）」。
法官亦問及按動緊急掣後的對話聲量，問理論上乘客能聽到聲音，「唔係蚊滋咁細聲」？D 確認是可以聽到車長說話的聲量。
控方覆問時問及，有人按動緊急掣時，列車開動中會否影響行駛？D 稱，若有人在列車停頓時按緊急掣，列車無法行駛，至於如在行駛期間按動，列車會繼續，並在下一站停下來，車門亦可以開關，但未重置則不能再開動。
官追問多人按掣
車長室內長響「車長癲都有份？」
D 又指，有人在列車按緊急掣後，印象中車長室會有燈掣顯示，但不記得車廂內有沒有燈掣，並指車廂內不會發出響聲。法官追問，那車長室會否有聲響？D 稱有，並指是長響，直至車長作出回應。
法官問，「如果 24 個緊急掣，咁咪會好似音響會咁，好似 concert 咁，咁咪好嘈？」D 稱，「當其時我相信會車長室好嘈。」官追問，是否會發出24 個「長鳴聲浪」？D 指是同一個，但肯定當時有人長時間按緊急掣，「個司機室應該好嘈」。
法官又問，「俗啲講，以心為心、易地而處嘅話，司機室咁狹窄嘅空間，車長癲都有份？」D 答稱，「可以想像到當其時司機非常之緊張，因為情況危急，同埋有咁多 e call （緊急通話）打入去，一時之間好緊張。」
王婆婆離庭時高呼「打橫行」
控方申請相關閉路電視片段
另外，匿名證人離席時需由特別通道出入，公眾及記者需要離開法庭。人稱「王婆婆」的王鳳瑤離席時高呼「打橫行…」。法官在開庭時再提醒，旁聽人士要遵守法庭規則，重申法庭「唔係廟街，唔係大笪地」，指知悉有名旁聽女士離庭時叫囂、緩慢地行，指此舉是不能容許，並下令控方再看到此情況，批准警員可截查這名女士及抄低資料。
法庭午飯休庭時，王婆婆離庭時再次高呼，有警員截查她及詢問其資料。控方下午甫開庭時稱，一位長者女士在保安勤喻離開時大喊「打橫行搞抗爭有獎金」，行路時亦「打橫行」，故申請向法庭索取有關時段的閉路電視片段。
法官批准，並指此名女士與法庭早前作出勸喻的為同一個人，「更加加重呢位女士藐視法庭嘅罪責」、「罪加一等」，重申法庭開庭時已有錄音提醒。官又指，聽覺有問題亦不是籍口，「你係長者，你係耆英，你係少年，都不是抗辯理由…做咗某個人鐵粉令自己身陷囹圄，與人無尤，你自己鐘意咁做，自然要承擔責任」。
法官又讀出相關法庭錄音，指所有人必須時刻保持安靜和遵守秩序，包括不得喧嘩、拍掌、叫口號等，指相信每人入庭處都曾聽過錄音，若聽不明白，則「唔好怪法庭有個嚴厲判罰」。
7 人被控在元朗站參與暴動
被告依次為，時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43 歲）及另外 6 人，包括庾家豪（35 歲）、陳永晞（37 歲）、葉鑫昇（31 歲）、鄺浩林（26 歲）、尹仲明（48 歲）及楊朗（26 歲），7 人被控一項暴動罪。
控罪指，7 人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在港鐵元朗站大堂，及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DCCC11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