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18 日，民陣在維園舉行流水式集會，黎智英、吳靄儀等 7 名民主派人士，經審訊後被裁定「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罪成。上訴庭裁定 7 人「組織集結」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參與集結」罪則上訴失敗、維持定罪。被告一方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周一（24 日）在終院聆訊，法官押後裁決。
各人針對「參與集結」定罪上訴，其中的法律爭議，牽涉英國最高法院近年兩宗案例訂明的「執行相稱性」原則，是否適用於本案。上訴方力陳，拘捕、檢控及定罪等均須符合相稱性，法庭在定罪及判刑前，應考慮本案所有因素，包括當日集結和平、警方亦無驅散。
律政司一方則指，警方已進行相稱性評估，質疑上訴方稱，即使上訴人參與集結，但因定罪不相稱可獲判無罪，說法屬「搬龍門」，破壞立法原意。首席法官張舉能亦質疑，假設法庭接納上訴方說法，即法庭須審視定罪本身是否相稱，無論上級法院批准或駁回上訴，該決定亦受相稱性原則審視，「那麼這自我審視過程何時才完結？」
上訴人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及李柱銘，分別由資深大律師余若薇、何沛謙、潘熙、彭耀鴻、大律師吳宗鑾、譚俊傑、董皓哲、唐樂山、陳志剛、高麟、黃宇逸、楊嘉瑋及郭智朗代表。政府一方則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大律師林芷瑩、高級檢控官吳加悅及劉允祥代表。
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林文瀚、霍兆剛，以及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審理。
何俊仁、李卓人均有到庭
李柱銘、吳靄儀，以及正因另案還押的何俊仁及李卓人周一均有到庭，其他人則未有到庭。何俊仁、李卓人坐在被告欄內，分開前後兩行，由多名懲教人員看管。
何俊仁身穿黑色風衣，頭髮稍長，左邊頭髮微微翹起。李卓人則身穿深藍色外套，閱讀文件時戴著眼鏡，間中咳嗽。二人被分開坐在前後兩行，時而交談，看來精神不俗。開庭前，吳靄儀、李柱銘和其他親友、律師先後走近被告欄，與二人打招呼寒暄，吳靄儀雙手合十、微笑，獲何、李二人合十回應。開庭後，李柱銘坐在旁聽席上最接近被告欄的位置。
終審法院今年 2 月就被告一方提出的法律爭議批出上訴許可。該法律問題涉及，終審法院應否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在 DPP v Ziegler （SC(E)）和/或 Reference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Nothern Ireland – Aborting Services (Safe Access Zones) 判詞中，有關「執行相稱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測試的判例。
翻查兩案判詞，英國最高法院採納歐洲人權法院看法，指拘捕、檢控、定罪及判刑等，全屬《歐洲人權公約》定義下對人權的「限制」，因此必須符合相稱性。法庭需評估每宗案件案情，決定有關限制，包括檢控決定及定罪，是否符合相稱性。
余若薇： 終院05年梁國雄案未有定案
代表黎智英的余若薇指，原審法官以 2005 年終審法院「梁國雄案」已裁《公安條例》合憲為由，未審視本案獨特情況，錯誤混淆「系統相稱性」（梁國雄案爭議）及「執行相稱性」（本案爭議）兩項測試，認為「梁國雄案」並未排除上訴方就執行層面提出挑戰。
余若薇指，8.18 當日警方以有機會被暴力示威者「騎劫」為由，反對民陣遊行申請，但當日最終和平，被告不應被最終未實現的風險影響罪責。
余指，「梁國雄案」僅牽涉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並未排除就參與罪上訴的可能；又指，不爭議上訴人事前未獲警方批准參與集結，但認為此一違反，不會直接令檢控及定罪變成相稱，法庭仍有責任審視有沒有過分侵害參與者的基本權利，「如果既有的憲法權利（entrenched constitutional rights）必須獲警方批准，那就不再是既有權利」。
潘熙：拘捕、檢控及定罪等均須符合相稱性
代表梁國雄的潘熙陳詞時指，任何對行使和平集會權利的干預，包括警方決定是否作出拘捕、檢控決定，以至法庭定罪與否，都應受相稱性原則審視。
潘熙指，法庭在定罪及判刑前，應考慮本案所有相關因素，包括 8.18 當日集結完全和平、警方亦無驅散等，並審視定罪會否構成對基本權利不合比例限制；又強調，執行相稱性應根據個別案件情況逐一考慮。
首席法官張舉能質疑，按本港憲制框架，檢控與否由律政司決定，不由法庭干預；張又指，若被告認為即使所有控罪元素得以證明，法庭仍應審視定罪是否相稱，等同邀請法庭繞道而行，變相檢視檢控決定，質疑這是否《基本法》的設計原意。
上訴方指法庭屬政府一部分、受《人權法》約束
張舉能嚴詞反駁
潘熙陳詞時提到，《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訂明該條例約束「政府及所有公共主管當局」，包括法庭，張舉能隨即打斷，質疑司法機構是否政府一部分。潘解釋律政司一方不爭議此詮釋，被張舉能質疑「那麼我們（的看法）呢？」，又指視司法機構為政府一部分說法不符《基本法》，批評說法令人震驚（startling）。
彭耀鴻：法院是人權最後把關者
代表何俊仁及李柱銘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陳詞指，歐洲有大量案例顯示，即使是本身未經批准、故不合法的集結，都不等同自動失去基本權利保障；而根據警方記事冊，案發當日參加者最終有序散去，即使是案發當日，警方亦認為毋須驅散或拘捕，「那何來 — 在一個民主社會 — 在案發多日後去檢控、定罪及判處一段不短的刑期是必須的呢？」，認為終審法院必須解答此問題。
張舉能問彭，其意思是否律政司一開始就不應檢控？以及是否即使律政司作出檢控，法庭亦不應定罪？背後的理據為何？彭確認，並指法院有責任保障基本權利，並且是最終把關者（gatekeeper）。
多名法官提出質疑
上訴方多名律師陳詞期間，幾位法官屢提出質疑。常任法官李義指，據此前終審法院案如 2005 年「梁國雄案」及今年鄒幸彤六四煽惑集結案案例，上訴人已可就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合憲性（Rule challenge）、以及警方決定合法性（Decision challenge）提出挑戰。李義質疑，被告在原審未成功挑戰《公安條例》合憲性，亦未有挑戰警方決定，但在完成審訊後，再就定罪提出相稱性挑戰，直言「我認為這很困難。」
張舉能亦質疑，假設法庭接納上訴方說法，即法庭須審視定罪本身的相稱性，那麼無論上級法院批准或駁回上訴，該決定亦受相稱性原則審視，「那麼這自我審視（self-examination）過程何時才完結？」
張舉能又關注，一旦法庭接納英案例訂明的相稱性原則，這將延伸至本港所有法例，而不止於《公安條例》，將會對本港法律造成巨大影響（tremendous impact）。
林文瀚質疑：法庭只能據法律行使職能
常任法官林文瀚在何沛謙陳詞時關注，定罪與否並非法庭獨立的決定，法庭只能根據法律行使司法職能，質疑上訴方指定罪同受制於受相稱性原則。
何沛謙回應指，其立場為即使制度本身合憲、警方決定合法，法庭把被告定罪是否相稱，是另一個問題。何又強調，香港法庭一直以來都謹守憲制承諾，即香港法律會以與其他文明國家看齊的方法作出詮釋。張舉能回應指，此陳述過於寬泛，無助法庭解決目前議題。
何沛謙陳詞時強調，本案被告行為完全和平，當日有大量市民參與集會，依然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參照歐洲人權法院案例原則，任何針對本案的定罪，都必然屬不相稱。
余若海：警方已評估相稱性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梁國雄案」提到，本港法規獨特之處是，需要平衡基本人權、國安及社會秩序。他指，上訴方引用的歐洲案例所涉人數較少，已可作出規限，而本港《公安條例》，只規限 30 人以上的遊行，認為兩者情況不同。
余若海指，根據《基本法》第 39 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因此，法庭會審視規例及行政行為的相稱性，可見《基本法》已確立相稱性測試。
他又指，在 2019 年的香港社會情況，和平集會很容易演變成暴力衝突，例如同年 6 月至 8 月期間，已發生 18 次暴力衝突。他指，警務處處長考慮遊行、集會申請時，已進行相稱性評估，警方亦沒有禁止 8.18 維園集會，只會禁止集會後的遊行。
余若海質疑上訴方說法「搬龍門」
余若海另引述「鄒幸彤案」指，警方在決策過程中，及時作出禁令等合理決策，旨在避免任何不確定性。無論被告在幾個月後的刑事訴訟，是否成功質疑該禁令的有效性，都不會產生不確定性。
他強調，本案控罪元素已達致平衡相稱，上訴人高舉橫額，走在遊行隊伍最前方，是故意違反警方規定。他質疑上訴方稱，即使上訴人參與集結，但因定罪不相稱可獲判無罪，說法屬「搬龍門（moving the goalposts）」，亦破壞預防性立法的原意。
余若海重申，若法庭定罪前「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要評估律政司起訴、法庭定罪是否相稱，屬於謬誤 (fallacy)。
5 名法官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頒布裁決。
去年上訴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得直
終院拒律政司上訴
梁國雄、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何俊仁、李柱銘及何秀蘭在原審，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成，判囚 8 至 18 個月，其中李柱銘、吳靄儀、何俊仁獲判緩刑。
上訴庭於 2023 年 8 月頒判決，裁定 7 人「組織集結」定罪上訴得直；「明知而參與集結」的定罪及刑期上訴則全部駁回，眾人獲減刑 3 至 6 個月。
雙方不服上訴庭的裁決，分別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於今年 2 月駁回律政司上訴許可申請，並就被告一方爭議《公安條例》執行相稱性議題批出上訴許可。
FACC2-6/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