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剔除公司註冊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與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就違反「遞交資料通知書」的定罪及刑期上訴，案件周三（6 日）在高院審理。還押多時的鄒幸彤明顯消瘦，一度被旁聽人士喚她「鄒瘦娜」。
上訴方陳詞指，支聯會及 3 被告被懷疑是「外國代理人」，但警方發出「通知書」須達確認「是」代理人的門檻，而非「懷疑是」。而控方在案中一直沒交代他們是誰的「外國代理人」，加上原審容許國安處警司證人，選擇不答相關問題，致上訴方未獲公平審訊。
律政司一方則認為，毋須證明被告是誰的「外國代理人」，因不屬控罪元素，又指條文的立法目的是賦權警方若合理懷疑某人為「外國代理人」，有便捷機制索取資料，以迅速調查、防範危及國家安全行為。案件周四續。
鄒幸彤明顯消瘦
獲准坐律師席
案件由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姬審理。3 名上訴人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黃俊嘉代表。答辯方律政司由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代表。
准保釋的鄧岳君、徐漢光，約在早上 10 時 7 分到達法庭，於開庭前與旁聽人士聊天，之後進入被告欄內應訊。還押的鄒幸彤由羈留室入庭，綁起馬尾，臉型明顯消瘦，開庭前笑著向旁聽人士做心型手勢。有人喚她「鄒瘦娜」、「鄒瘦彤」。
開庭後，戴啟思表示鄒幸彤有大量文件，望法庭可以准她離開被告欄，坐在律師席上，獲官批准。鄒之後攜同文件坐在律師席，其左右位置由女懲教人員看守。她每次休庭前後，都親手捧文件出入。
上訴方指警發通知書
對象「看來是」外國代理人不足夠
戴啟思指，本案 3 名上訴人與支聯會，2021 年被懷疑是《國安法》「實施細則」定義下的「外國代理人」，被要求按警方發出的「遞交資料通知書」交出指定資料；3 人經審訊後，由原審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裁定罪成。
戴啟思首先爭議「外國代理人」定義，並引述實施細則附表五釋義：
外國代理人—— (a) 指在香港活動，並符合以下兩項條件的人 —— (i) 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直接或間接監督、直接或間接控制、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性組織金錢或非金錢報酬；及 (ii) 為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進行其全部或部分活動；但 (b) 不包括在香港依照香港法律享有特權及豁免權的外交代表、領事官員或領館僱員，或其他在香港依照香港法律享有特權及豁免權的人或團體；
戴啟思表示，羅德泉的定罪基礎，是指上訴人「看來是」（appear to be）「外國代理人」。但上述條文未有注明「懷疑」（suspected being）或「看來是」等字眼，故應按照字面解讀，而舉證責任落在控方，即控方應就被告「是」（is）外國代理人一事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而法庭應確認被告「是」外國代理人，而未按通知書提供資料，方能入罪。
戴啟思又指，控方不能為了方便執法，就把條例調轉解釋，說立例目的是為了便捷執法。
上訴方：是誰的「外國代理人」
為控罪重要元素 至今仍不知
戴啟思又指，若「通知書」的收件人，不知被指稱與哪個外國政府、組織有所聯繫，他們也無從交出指定資料；又指被告面臨起訴，都要知道控罪詳情，即指控他們與哪個外國政府、組織相關，此是控罪的重要元素，需予介定。戴指，但上訴人被剝奪知情權，至今不知相關資料。
戴啟思續指，涉案「通知書」沒明確指上訴人是「外國代理人」；又指當局亦應具體指出要求交出甚麼資料，然後可再按資料提問，而並非把調查責任轉嫁當事人，由當事人幫當局找資料，然後寄望當事人找出自己是誰的「外國代理人」。
戴啟思亦指，涉案「通知書」要求索取的資料，追溯至支聯會 1989 成立時的僱員資料，但《國安法》並不具回溯效力，而且 1989 年時香港仍屬英國管治，至 1997 年才移交主權，兩者份屬不同政體，故有不同的「國安」，前者是英女皇，後者是中央。
上訴方：披露證據為根本原則
關鍵文件遭遮蓋致未獲公平審訊
戴啟思亦爭議，原審未獲公平審訊，指案中控方指稱上訴人是「外國代理人」的兩大關鍵文件，即警方國安處的調查報告，以及國安處向保安局局長申請，向支聯會發出「遞交通知書」的文件，大部分內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PII）為由被遮蓋。
戴舉例，被遮蓋的部分包括上訴人被指稱是哪個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以及上訴人為了甚麼外國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活動。
戴啟思表示，控方應向辯方披露證據，讓辯方得以全面回應指控他的控罪、事實，乃刑事罪行審訊程序中的根本原則。他指，上訴方不是要求有「完美審訊」，但該兩份文件對辯方能否有公平審訊尤關重要，在文件缺失下，致上訴方審訊時要猜測自己是誰的代理人。而一般刑事審訊，若沒公平審訊，控方須不再起訴，而非繼續提告。
另外，戴啟思指原審錯誤裁定控方證人、國安處警司洪毅，遇辯方 PII 相關議題的提問時，可自行選擇是否回答，亦致上訴人沒有公平審訊，因理應是由裁判官裁定問題是否合適。至於判刑上訴，戴啟思指 3 人被定罪前，已分別還押一段時間，望不要判監。
律政司：不同意控罪要證明
被告「是」外國代理人
張卓勤陳詞則指，不同意上訴方稱在是次控罪中，控方要先證明被告「是」外國代理人，因它不是控罪元素，另本案也不是審判「支聯會」本身 ，而是 3 名上訴人的行為，即拒絕遵從「通知書」的要求。
律政司：因支聯會行為持續
索 1989 年資料不涉回溯問題
對於上訴方批評，通知書索取的資料追溯至 1989 年，而當時《國安法》未生效，張卓勤指控罪日期是 2021 年 9 月履行「通知書」要求的截止日期，故不存在回溯效力問題。張又指，支聯會的行為由 1989 年起，至《國安法》生效後仍持續，即屬持續性的行為，應接受現時生效的《國安法》審判。
至於上訴方稱，1997 年前後屬不同政體，涉不同國安利益，張認為應要以當今《國安法》為考量。
律政司：資料涉私隱不成立、
支聯會「公開信」拒交原因未曾提及
就上訴方引《私隱條例》辯護，張卓勤認為說法不成立，因為本案以調查刑事為由索取資料，與條例保障私隱的立法目的有別。
張又引述支聯會在接到「通知書」後所發出的公開信，聲言將拒絕按「通知書」的要求遞交資料，惟當中無一原因與保護個人資料相關，而是主要陳述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
律政司：不同意索資料屬漁翁撤網
張又指，如要解讀本案《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的條文，應同時考慮其立法目的，是賦權警方調查。他不同意上訴方強調，與附表五有類近權力的附表七「提交物料令」，其門檻較高一事，即要先取法庭許可，指因為附表五、七是處理不同事宜。
張指，若上訴方擬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應循司法覆核渠道處理。張又重申，附表五的立法目的，是當警方及當局合理懷疑某人為「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時，有便捷機制索取資料，講求迅速、有效、及時進行調查、防範危及國家安全行為。
對於上訴方質疑，警方可循其他渠道索取，而「通知書」索取資料範圍過闊，張認為通知書所索資料，是按條例所列的 3 個類別索取，例如代理人在港活動資料、資產等，不認為涉漁翁撤網（wide net of catching fish and shrimps）。
至於上訴方批評，實施細則的法律地位是附屬法例（subordinate legislation），張卓勤不認同，指「實施細則」是《國安法》重要一部分。
辯方反對一方閉門聆訊
處理涉案文件
退庭前，法官黎婉姬指已取得前述國安處調查報告，以及國安處申請向支聯會發出「遞交通知書」的文件之未經遮蓋版本。張卓勤提出可於周四早上進行「一對一閉門聆訊」（ex parte hearing）與官處理，戴啟思反對。最終黎指她可自行閱讀。案件周四續。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整合｜成立32年、收警信一個月解散 官裁控方毋須證外國代理人
3 人原審罪成
同判囚 4 個半月
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2023 年 3 月經審訊後，被裁定違反《國安法》實施細則下的沒遵從「遞交資料通知書」罪成，各判囚 4 個半月，案情指三人 2021 年沒按通知書指示，向警方國安處提交支聯會成立至今所有職員、在港舉辦活動及收支紀錄等資料。
控罪指他們於 2021 年 9 月 8 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HCMA99/2023（WKCC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