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障男生襲警重審案於 5 月底審結，《法庭線》上周刊出兩篇相關專題報道，包括被告羅鎮傑與母親的專訪，以及「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講述協助他們爭取公平審訊的經過。
重審案裁決那天，傑仔與母親甫步出法院，幾位記者一擁而上，問兩人心情、感受。相比社會的風風火火，這算是一宗不太起眼的案件，難得地有不少記者聽審。羅媽媽展現久違的笑顏，但回答不多便離開。她臨走前，不忘感謝傳媒一直以來的關注。
還記得 2020 年原審那時，我在另一間傳媒工作，在審訊尾聲才被分派跟進這宗案件。坦白說，當時我對傑仔的故事印象不深，亦未有太多部署，打算只當即日新聞般處理。不過，裁決當日聽到裁判官直斥傑仔「謊話連篇、誇張失實」，其後看到羅媽媽首度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提到「成個審訊都冇人當過我個仔係聽障人士」，心裡並不好受。香港法庭傳譯制度究竟出了甚麼問題？聽障人士是否真的可獲公平待遇？
帶著滿腦疑問，我決定繼續探討，著手翻查資料。
2021 年初，傑仔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他與羅媽媽答應不露面受訪，講述原審不公。我與同事另外訪問了一位同樣申訴未獲公平對待的聾人，還有一位手語傳譯員，她提到法庭傳譯員名單非公開，手語傳譯員想入行亦很困難。我們原先打算在傑仔上訴後一併刊出。
豈料，報道還未發布，便遇上公司停運。本以為那些文章會「胎死腹中」，怎會想到加入《法庭線》後，再遇上傑仔案件重審，可繼續以記者身分採訪跟進。今次再次邀約傑仔兩母子訪問，拼湊早前搜集的資料，這個聽障專題報道，終於可「重見天日」。
說回裁決那天，一班行家訪問後，返到記者室繼續打稿。我忘了是誰先提起，「好似《月光寶盒》啊」。我們來到同一法院，看同一警員作供，情況如周星馳飾演的「至尊寶」，對著天空大喊「波若波羅蜜」，時光倒流至 2020 年。不同的是，傑仔這次獲判無罪。
大家先是大笑一番，很快便安靜下來。那刻百感交集，一方面，我為傑仔獲得公平審訊、無罪裁決感到高興；另一方面，我慨嘆案件纏繞兩母子近 4 年，誰來補償他們失去的光陰？
我相信席間一位行家感受最深。他由原審第一天起，跟進傑仔案件，在傑仔罪成後，跟羅媽媽做訪問，首把其情況帶進公眾視線。後來，他輾轉間在不同新聞機構工作，見證案件的不同階段，這次終於迎來結局。他在報道提及多年來的觀察，包括審訊細節、兩母子的神情，字裡行間都流露著細膩情感。
羅媽媽及阿贊受訪期間，不斷強調傳媒的重要，屢說若非傳媒廣泛報道傑仔案件，就不會引起社會迴響，更不會促使平機會制訂《聾健司法平等指引》，彷彿爭取公平審訊的路，記者也佔一席位。
「我的報道真的有用嗎？」近兩年來，傳媒環境令我很泄氣；面對法庭上的一幕幕，也難免感到無奈。我反思記者價值，我的記錄能夠帶來甚麼改變。我沒有將這個疑問宣之於口，倒是開朗的阿贊，無形中「解答」了我的問題。他總是笑著說，幸有傳媒報道，聾人這個少數社群，才能得到主流社會關注。
受訪者的渴望是如此簡單。是的，改變社會確實很難，但能夠泛起一絲漣漪，又何嘗不是一種滿足？我望向旁邊默默低頭打稿的行家，他們都正在用文字，捍衛自己相信的價值。我們的力量微小，但也許有天能迸發出偉大。
報道刊出後，我把連結發送給阿贊。不久，他傳來訊息：「感謝你們對聾人面對困境的關注」。我的報道，好像為他帶來一點曙光；而他的一聲感謝，也在為我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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