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力量前副主席「快必」譚得志，被指 2020 年擺街站時，發表「黑警死全家」、「光時」等言論，被裁定「發表煽動文字」等 11 罪成，判囚 40 個月。譚不服定罪及刑罰提上訴，周四（7 日）均被上訴庭駁回。
判詞指，上訴方所引述的英國樞密院案例，只是附帶意見，煽動意圖必須依據其特定的法律框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裁定普通法下的煽暴意圖，並非法定煽動罪的必要元素。
判詞又指，煽動罪須有足夠靈活性，以應對當下的國安威脅，故煽動意圖的用詞必須足夠寬廣，以涵蓋不同時間、不同境況，最終裁定煽動控罪，在社會利益和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平衡，「亦不見得任何人，包括譚得志這位強烈批評政府的社運人物，會因為煽動言論被施加的限制，負上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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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必煽動上訴案 回顧原審及上訴爭議 合憲性、煽暴意圖成焦點
戴黑框眼鏡、頭髮少許花白的譚得志出庭，他穿著白色 T 恤、灰色西套外套，開庭前與律師閒聊，有旁聽人士向他高呼「坐完啦！探你啦」，譚則高聲回應「你一陣嚟探我！」譚聞判神情平靜，旁聽席再向他高呼「撐住」。
本案是 1997 年後首宗煽動罪上訴案，爭議點之一，是控方須否證煽暴意圖，「立場案」因應押後裁決。法官郭偉健早前指，會在「快必案」有上訴結果後一個月內，就「立場案」再作裁決。
譚得志就「發表煽動文字」 等 11 項控罪提定罪及刑期上訴，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譚俊傑代表；律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高級檢控官陳穎琛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處理。
上訴庭：煽動罪屬「成文法」罪行
針對定罪上訴，譚一方爭議《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屬「普通法」罪行，而非控方指的「成文法」罪行。上訴庭周四（7 日）頒判詞，指普通法下的煽動罪，訂明須證煽暴意圖，至於香港的煽動罪是否適用，應追溯立法歷史。
判詞指，本港煽動罪源自英國普通法，但在 1952 年「大公報案」，上訴庭根據 1940 年英國樞密院「Wallace-Johnson 案」案例，裁定 1938 年《煽動條例》在香港訂立後，已取代普通法下的煽動罪，而這條法定煽動罪，未有將煽暴意圖列為必要元素。
換言之，1938 年《煽動條例》下的煽動罪，屬於「成文法」。判詞續指，由於 1938 年《煽動條例》是現時《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前身，兩者有相同的立法目的及意圖，因此現時的煽動罪，並非「普通法」而是「成文法」罪行。
譚一方引 03 年國安條例草案
指煽動罪是普通法罪行
就譚一方引用 2003 年政府的國安條例草案，提到建議新增條文，指被控干犯煽動叛亂（限於煽惑暴亂而屬該罪的情況）、處理煽動性刊物、非法披露罪行的人，可自行提出將案件移交高院原訟法庭，由陪審團審理，並廢除普通法罪行。譚一方指，政府提出上述建議，可見其理解煽動罪是普通法罪行，才會要求訂新例。
判詞明言「無法接受其論點」，認為 2003 年的資料沒有闡明，該條例背景與立法目的，與 1938 年《煽動條例》或《刑事罪行條例》有關，亦不能視該資料為《刑事罪行條例》生效後的詮釋材料（post-enactment materials in aid of the interpretation exercise），重申「無論政府當時的立場如何，都是無關緊要的」。
上訴庭：區院有司法管轄權審理
至於譚一方爭議煽動罪，屬「可公訴罪行」，又指《國安法》第 41 條訂明，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審判「循公訴程序進行」，所以只有設陪審團的高等法院有權處理。
上訴庭則指，由於本港煽動罪經立法制定，當中不包含「一經公訴程序」或「循公訴程序」字眼，所以屬「簡易程序罪行」，可與其他「可公訴罪行」一倂轉介區院審理。而本案煽動罪是連同被控的其他可公訴罪行，包括煽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轉介至區院審理，《國安法》亦沒改變轉介及簡易程序罪行審訊等等程序，故區院有管轄權審理本案的煽動罪。
上訴庭：樞密院判決僅附帶意見
煽暴意圖非煽動罪必要元素
至於本案關鍵爭議點，煽暴意圖是否法定煽動罪的必要元素，判詞指譚一方在上訴聆訊後，提交一宗樞密院千里達煽動罪案例，裁定煽暴或動亂意圖是定罪的「隱含必要條件」，並指「大公報案」訂立的「煽暴意圖非煽動罪必要元素」原則，不再適用。
判詞反駁指，對於「千里達案例」是否適用於詮譯本港煽動罪「有所保留」，認為樞密院的判決，僅限於《千里達煽動法案》，而且只是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任何一部刑法典的煽動意圖，必須依據其特定的法律框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判詞重申，本港煽動罪的立法歷史清楚顯示，普通法下的煽暴意圖，不是法定煽動罪的必要元素。
上訴庭：煽動罪須有足夠靈活性
應對國安威脅
譚一方爭議煽動罪限制言論自由屬違憲，認為煽動罪條文中如「憎恨」、「藐視」、「離叛」、「不滿」等字眼含糊，難訂立客觀標準，以衡量有否引起這些主觀感覺，不符「依法規定」原則，因此違憲。
判詞認為，文字須因應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予以理解，煽動罪要有實效，必須顧及說話時間、議題及情境。法官考慮到煽動罪性質，是無法作出準確定義，因此控罪必須有足夠的靈活適應性，才能有效應對政治氣候、社會轉變，以及所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或威脅。
判詞又指，很多時候言語可以將事件付諸行動（Very often, words can set events into action），煽動性言論可能會導致危害國安、公共秩序或安全的行為。法官指，煽動意圖的用詞必須足夠廣闊，以涵蓋在不同時間、境況，和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種種狀況。
上訴庭：煽動字眼定義雖廣闊但清晰
法官強調，即使煽動意圖的定義廣闊，「但定義具有充分清楚表述的核心」，使任何人能夠規範自身行為，從而避免犯罪。上訴方所針對「憎恨」、「藐視」等字眼，可客觀理解為「嚴重削弱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政府機關的合法性或權威」、「嚴重破壞香港憲制秩序、地位及司法」、「嚴重損害中央政府與港府及香港居民之間的關係」等。
判詞續指，現時煽動罪條文，進一步明確區分何謂「合法言論」和「非法言論」，列出了四種不帶煽動意圖的情況，「只要將該條與言論自由權一倂正確解讀，可見條文明確指出，批評政府、司法，或就政府政策、決定進行辯論，甚至提出反對意見，無論是如何強烈、激昂或尖銳，都不構成煽動意圖」。
上訴庭：不涉暴力的煽動行為
造成的破壞與暴力者無異
另外，譚一方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錫拉庫扎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反對政府以國安為名，施加「模糊」限制。判詞指，「錫拉庫扎原則」在香港沒有約束力，而且相關原則在 1980 年代發表，觀點已過時，沒有考慮社會、政治環境環境，以及科技進步。
法官認為，現時危害國安的煽動行為，即使不涉暴力，但造成的破壞與暴力者無異（Some involve non-violent means but can be equally damaging）。法官指，煽動罪的目的是避免產生「潛在的惡果」，這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符合「依法規定」原則。
上訴庭：煽動罪沒削弱言論自由
譚一方另引用 2002 年發表的《基本法》第 23 條諮詢文件，提到煽動罪應包含武力或暴力成分。法官指，煽動罪不會僅因沒有煽暴意圖，而變得不相稱，相反認為罪行在社會利益和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平衡，一方面維護國安及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亦不見得任何人，包括譚得志這位強烈批評政府的社運人物，會因為煽動言論被施加的限制，負上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unacceptably harsh burden）」。
法官重申，條文已區分「煽動」及「非煽動」定義，「不會抑制任何為促進社會發展及解決衝突、緊張形勢和問題，而進行的公開坦誠對話及積極辯論」，沒有削弱言論自由權利。判詞又指，條例訂明「凡未經律政司司長書面同意者，不得就所訂罪行提出檢控」，認為有關保障，可避免執法機關以主觀道德或價值判斷執法，亦可確保涉及言論自由的個案，司長會以證據是否充分及整體公眾利益為準則，作恰當評定後才准予檢控。
再者，法官認為原審有權裁定「光時」等口號具煽動性，考慮上述原因，最終駁回定罪上訴。
針對判刑，譚一方認為原審沒有將行使集會權利、譚的良好品格等，納入減刑因素。法官認為，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集結罪皆屬預防性罪行，目的是預防大型集會中發生擾亂公共秩序的情況。法官指，原審已考慮整體刑期及求情理由，包括據稱的良好品格，認為判刑沒有原則上錯誤，亦非明顯過重，駁回判刑上訴。
CACC6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