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宗涉及外傭的死因研訊，揭示死者受僱期間，疑經常工作至夜深及遭僱主虐待。陪審團最終裁定死者「死於自然」，死因裁判官何俊堯同時下令轉介警方，調查涉案中介及僱主有否違法。
可能有人會問，為何事件被裁定「死於自然」，仍然要轉介警方調查？究竟死因研訊與一般法庭審訊有何分別？平日聽到的「死於自然」、「非法被殺」、「死於不幸」等選項，又代表甚麼？
甚麽是死因研訊？
有別於一般「雙方對簿公堂」的刑民事審訊，死因研訊屬訊問性質（inquisitorial），目的是透過公開聽證，希望查找死亡的真相、提出建議以防同類事故再發生，以及為了公眾利益而確立及記錄關於死者的事實。
於每年度發布的《死因裁判官報告》中，死因裁判官亦提及死因研訊的另一重要功能 — 讓家屬能夠在研訊過程中，親身在法庭耳聞目睹證人作供及其證詞，從而希望他們能對親人的離世釋懷。
案例説明，「死因」不單是指醫學上的直接死因，更涵蓋死者「如何」死亡，即包括死者是以甚麽方式、在甚麽情況下死亡，以及任何對死亡有直接關係的作為及不作為（acts and omissions）。
有一點要留意，雖然死亡個案一般會引致人身傷亡索償，但在死因研訊中，不會處理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的問題。《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44 條亦訂明，死因裁判官或陪審團作出裁斷時，不得令人覺得他們對民事法律責任問題有定論。
研訊的參與方
死因研訊沒有「控方」、「辯方」，一般由以下人士參與：
死因研訊主任：一般由大律師或檢控官擔任，負責協助死因裁判官調查及向證人提問
死者家屬：可親自行事，或委派法律代表參與
其他有適當利害關係人士：例如政府部門、死者醫生、遺產代理人等
例子：2022 年 5 月審結、涉及兩名殉職消防員的「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倉大火」死因研訊中，消防處及涉事大廈的業主恒隆地產，均被列為「有利害關係人士」參與研訊。
哪些個案須轉介死因庭？
《死因裁判官條例》 附表 1 列明 20 類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的死亡個案，常見例子包括手術時死亡、醫學上死因未明、意外或受傷致死、罪行或懷疑罪行致死，以及受政府人員看管時死亡等。
如果死因裁判官認為死因需要調查，警方調查後會提交「死亡調查報告」，再由死因裁判官決定，是否召開死因研訊。
如決定召開聆訊，死因裁判官可抽選 5 人陪審團，或在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研訊。如果死者在政府人員看管下死亡，例如在獄中或被羈留中去世，則必須有陪審團參與研訊。
例子：2017 年 5 月，九龍灣站天橋發生姦劫案，疑犯被扣押在警署羈留室期間，疑用電腦網絡線（LAN 線）上吊身亡。5 人陪審團其後一致裁定死者「死於自殺」，並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括要在羈留倉內加裝閉路電視等。
家屬可向高院要求召開研訊
如果死因裁判官決定不召開研訊，死者家屬或其他有利害關係人士，可去信死因裁判官，索取死亡調查報告的副本。
此外，他們亦有權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原訟法庭行使權力，命令就事件召開死因研訊。例如早前死因裁判官決定不就 2012 年南丫海難召開研訊，有家屬於本周一（20 日）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展開研訊。
例子：2022 年 6 月初完成、有關一名菲傭在僱主家中死亡的死因研訊， 正是在高院法官命令下才展開研訊的其中一例。事發後，警方曾展開調查，認為案件無可疑。死因庭亦發出死亡報告，認為毋需召開研訊。家屬最終在非牟利國際組織 Justice Without Borders 協助下，向高院申請召開研訊獲批。
疑涉刑事罪行 官可轉介跟進
《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35 條列明，如果在研訊過程中，死因裁判官覺得某個出席研訊的人士可能已犯刑事罪行，而該罪行與死者死亡有關，則有權押後研訊，並轉介律政司以考慮是否起訴。
如涉及的潛在罪行是謀殺、誤殺、殺嬰或危駕致死罪，死因裁判官則必須押後及轉介律政司。
相應地，倘若律政司主動調查上述罪行，亦有權向死因裁判官申請押後研訊。於 2022 年 6 月進行的 2018 年北角小巴溜後死因研訊中，律政司便引用此權力，使致死因裁判官押後研訊。
研訊的裁斷結果
司法機構提供了一份供參考用的研訊結果例子列表，列出多個選項。死因裁判官一般都跟從列表，作出或引導陪審團作出裁斷，部分例子如下：
其中要達致「非法被殺」的裁斷，證據須達到「毫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即肯定是唯一合理的裁斷）；而其他裁決的舉證標準，則採取較低的「相對可能性衡量」（即該裁斷結果屬實的機會，比其他選項較高）。
至於「存疑裁決」，則屬最後手段，只應在沒有足夠證據達致任何其他裁斷的情況下才作出。
「死於意外 」與「死於不幸」有何分別？
根據列表，「死於意外 」指「意料之外或偶發的事件導致死亡」，「死於不幸」 指「合法的行為導致意料之外的死亡」。
2019 年 6 月 15 日，反修例示威者梁凌杰在金鐘太古廣場外墮斃，2021 年 5 月進行死因研訊時，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就提供了「死於自殺」、「死於不幸」及「死於意外」3 個選項予陪審團考慮。
其中針對「死於不幸」選項，高偉雄指片段顯示，梁凌杰墮地前曾望向地下，而消防安全氣墊，只能放在與外牆相距約 1.5 米的位置，陪審團可考慮他會否因為看到談判人員走近，不願被人帶回地面，於是跳落安全氣墊但失手跳不中。
至於「死於意外」，高偉雄解釋即梁凌杰沒意圖跌落地面，而是因為消防員沒足夠時間把他拉回，或因體力不支等原因墮下。陪審團最後一致裁定梁凌杰「死於不幸」。
事實上，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1987 年發表的《死因裁判官專題》報告指，委員會「不大確信可界定『意外』及『不幸』這兩個名詞之間的差別」，但鑑於這兩項裁斷在本港普遍引用，亦各有意見反對刪除任何一項，委員會決定將這兩項裁定，均保留在研訊結果例子列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