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初選案，原訟庭 3 名法官裁定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逼使特首讓步，屬於「非法手段」，後果必然嚴重阻撓政府。但多名不認罪被告提出，沒有收到戴耀廷發出的「35+」協調文件，對協議非完全知情，而參選者就運用否決權亦未有達成共識。
法官指戴耀廷以 WhatsApp 發送文件，而戴與區諾軒有多人的電話號碼，加上各人亦知悉有關否決權的討論，認為足以裁定被告必然有收到文件。就何桂藍，官指觀乎她在庭上多次提出反對，指若沒收到文件，難以相信她不會追問，裁定她非誠實可靠。
至於否決權共識，官以戴耀廷宣布不要求簽署協議，終引發〈墨落無悔〉出現一事，推論協調已有共識。至於「會運用」與「會積極運用」的分別，官指〈墨〉的出現已令這問題變得無關重要，形容該聲明是加強推動戴耀廷目標的「額外機制」。
47 人案原審裁決理據分析系列 第五篇（共五篇，連結見文末）
35+ 協調文件成關鍵證據
法官主要憑戴耀廷曾經發布多篇文章及區諾軒的證供，裁斷戴是「35+」的大腦和主要推手，又認定其目標是透過謀劃，推翻香港在《基本法》與「一國兩制」下的政治制度與架構。
官指，取得立法會大多數控制權僅是手段，戴與其他被告最後想達成的是，透過無差別否決預算案，逼使特首解散立法會然後下台，造成憲制危機。而戴在協調過程透過「35+」的文件、協調會議等與參加者達成協議。
案情指出，組織者在協調過程中發出的文件多於一份，例如初期簡介「35+」計劃的文件，亦有供各區參與者討論的「協調機制（初稿）」，以及名為「協調機制協議」（協調協議）的文件。而各區的「協調協議」關於運用否決權的字句略有不同，新東、新西為「會運用」，港島、九東及九西為「會積極運用」。
控方指控，各被告參與協調會議、有收到協調文件，並就運用否決權達成共識，各人是知悉及同意參與涉案謀劃。
多名被告提出沒收到文件
用否決權未達共識
案情指，戴耀廷以 WhatsApp 與參加者聯繫，曾以廣播訊息（broadcast）發送訊息及文件，但除了部分被告的電腦被搜出協調文件、部分人承認有收過之外，案中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所有被告都收過文件。
多名選擇作供的被告提出，沒有收到協調文件，而協調會議就否決權沒有討論，或者未有達成共識。
例如參與過港島協調會議的鄭達鴻、彭卓棋，供稱沒有收到協調協議或初稿，鄭稱會上僅曾經傳閱「35+ 文件」。至於就否決權的討論，彭稱戴耀廷曾指「可用可唔用」。
參與九龍西協調會議的何啟明、劉偉聰，何稱沒有收過協調協議文件或初稿，劉則稱沒有使用 WhatsApp 所以他沒收到任何文件。何另稱，會議並沒進一步討論否決權，而劉則指不記得會上有否提到「積極運用」或「會運用」否決權。
新東的陳志全、何桂藍、鄒家成，陳指沒有出席新東協調會議，他不知悉有協調協議；鄒稱沒收到協調協議，何稱沒收到任何文件。鄒供稱，在會議上與民主黨的代表就否決權的字眼爭論，他曾動議投票，決定採用「會運用」，但最終沒進行。
九東的施德來確認，有收到協調協議，但稱無印象會議上有提及運用否決權，他不知道協調協議中「積極運用」一點如何得出。
同樣選擇作供的李予信因較遲參與超區初選，沒參加過協調會議；參選衞生服務界的余慧明則稱，選舉進行前沒舉行過協調會議。
官裁斷：戴耀廷曾向所有人
發送協調文件
法官指，「35+ 文件」清楚、易明，提及只有認同「五大訴求」才可參與，毫無疑問在協調會議曾被引用，而法庭也「看不到任何理由」戴耀廷會不發送予參加者。
官亦引用不同證據，裁斷戴耀廷在各區都有發出協調文件予參加者。
港島方面，官指區諾軒確認戴曾傳閱港島協調協議的初稿，而警方在楊雪盈的電腦中撿獲港島協調文件。九龍西方面，官指警方從黃碧雲的電腦撿獲九西協調協議。
新東方面，官引鍾錦麟證供，稱曾收到戴從 Whatsapp 發送的新東協調協議，以及鍾提及范國威曾轉發協調協議，故認為戴有所有人發送文件。至於九東，施德來已確認有收到文件。
裁斷：戴有被告電話號碼
推論各人必然收到文件
官亦裁斷，基於戴曾經索取所有參與協調會議人士的電話號碼，認為戴「沒有任何理由為何會不發放協調協議文件」。
例如就陳志全，官指雖然他沒親身出席會議，但陳完全知悉有關動用否決權的討論，加上陳承認與戴耀廷有彼此的電話號碼，法庭認為足以裁定陳曾經收過新東協調協議。
就鄒家成及鄭達鴻，法庭的推論方式亦類似。針對鄒，官引述他作供時確認，戴在會議後索取他的電話號碼，判詞指「第一被告（戴）索取他（鄒）的電話號碼的目的顯然易見」，認為如果戴有鄒的號碼，戴沒理由不發送文件予鄒，裁定鄒必然收到新東協調協議。
就何桂藍，官認為戴沒理由未有索取何的電話號碼，又指何確認區諾軒有她的電話號碼，認為即使戴未向何索取，區亦必然會提供何的號碼予戴。
判詞另指，戴曾 WhatsApp 向新東參與者發信息，提醒第二次會議的時間地點，而何桂藍有出席該次會議；會議後兩天，戴再發送協調協議定稿，據此裁斷何完全知悉文件的內容。
官並指出，觀乎何桂藍在庭上遇到不符她理解的內容時，都會提出反對，指若組織者未有提供文件，難以相信何不會追問組織者，裁定何非誠實可靠證人。
除了李予信、余慧明、吳政亨（非參選人）外，法官裁定其餘不認罪的被告，包括最後獲裁無罪的劉偉聰，必然親自或透過其他人收到相應選區的協調協議，必然知悉「35+」計劃的目標，對謀劃的內容知情。
裁斷：運用否決權成為
絕大部分參選人的共識
至於運用否決權，法官引區諾軒的證供，指戴耀廷在協調會議中提及否決預算案，而各區的協調協議都提及「會運用」或「積極運用」否決權；戴亦曾在 WhatsApp 向組織者提及，民主派陣營最終有達成協議。
庭上證供指出，各區在協調過程達成舉行初選、選舉論壇、訂出目標議席數目及替補機制 4 項共識。但法官指，該 4 項僅屬統籌安排、非政治性，亦與如何達成「五大訴求，決一不可」幾乎無關，肯定（surely）戴與參加者有更重要的目標。
官續指，戴耀廷其後在 2020 年 6 月 9 日的初選記者會，宣布不要求參加者簽署協議，因為不想製造被 DQ 的危機。官質疑，假若只有上述 4 項共識，看不到有任何原因會構成被 DQ 的風險。
官遂裁斷，在所有協調會議舉行後、初選提名期完結前，除少部分人尚有保留而未參選之外，運用否決權已成為絕大部分參選人之間的共識。
至於「會運用」或「積極運用」字眼的分別，法官指隨着〈墨落無悔〉出現，已變得無關重要（a matter of no moment）。
裁斷：墨落無悔進一步證明
各區就運用否決權達共識
法官又裁斷，戴耀廷表示不要求參加者簽署協議一事，引起部分人不滿，而鄒家成、梁晃維與張可森決定自行發起「非官方」的協議，此為〈墨落無悔〉聲明的起源。
【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
【抗爭派立場聲明書】
昨日（6月9日），戴耀廷教授召開記者會交待初選細節，表示不會要求參選人簽署共同綱領。
我們認為，在初選協調會議上已取得共識的共同綱領，乃一眾參選人之合作基礎。考慮到立場差異，此一綱領已達致抗爭陣營光譜的最大公因數。墨落理應無悔，否則等於失信於選民。
我們呼籲有意參與初選者，在宣布參選時公開簽署以下聲明：
「1. 我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撤銷所有抗爭者控罪，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並重啟政改達致雙普選。
2. 我認同若支持度跌出預計可得議席範圍，須表明停止選舉工程。」
我們深明議會絕非抗爭終點，以上聲明，僅為確保抗爭陣營參選人，有最基本的抗爭意志。
我們的抗爭決心，絕不應因極權打壓而讓步。我們呼籲各位香港人，拒絕支持抗爭意志飄忽不定的參選人。
判詞指，〈墨〉的首兩段指出協調會議上已就「共同綱領」取得共識，又指構成參選人合作的基礎，是「抗爭陣營光譜的最大公因數」。而第三段第一點，是各區協調協議文件中，第一至第二段的合併。
35+立會過半計劃 民主派港島協調機制（初稿）
1. 凡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及爭取民主派在立法會取得 35 個或以上議席的個人或團體，並正積極考慮參加 2020 年立法會選舉的，都可參與此協調機制。
2. 參與此協調機制的個人或團體，認同若民主派能取得立法會一半以上的議席，會積極運用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特赦抗爭者、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及重啟政改以達雙普選。
…
註：第二點的用字，九東、九西及港島區為「會積極運用」；新東、新西為「會運用」。
判詞又指，〈墨〉第三段的第二點，亦明顯與各區協調協議的最後一段有相同效果。法官指，由用字及背景，〈墨〉毫無疑問是為回應戴耀廷不要求參加者簽署協議，正如第四段所言，旨在確保抗爭陣營的參選人「有最基本的抗爭意志」。
法官亦引用 3 名發起人受訪時的言論，指他們提及對戴耀廷的決定感到失望。法官認為，若然在協調過程中，參與者不曾就運用否決權、要求簽署兩件事達成過共識，鄒家成等 3 人就不會對戴的決定作出這般強烈的反應。
判詞續指，若干參選人簽署認可或簽署了〈墨〉，或在自己的 Facebook 帳戶發布，進一步證明所有選區均對運用否決權達成了共識。
法官指，各區協調協議與〈墨〉是互相補充（supplementary to each other），又指儘管〈墨〉乃「非官方」，仍是加強各參加者推動戴耀廷目標基本決心的「額外機制」（additional mechanism）。
47人案原審裁決理據分析系列：
判詞分析1｜初選被指違法的核心 原訟庭3法官：五大訴求不可能達成
判詞分析2｜和平無差別否決被裁定屬非法手段 官引起訴後生效條文指屬濫權
判詞分析3｜基本法預視否決預算案、解散立會 被裁定嚴重阻撓政府
判詞分析4｜無差別否決成關鍵 眾被告否認 官引黨立場等反駁
47人案求情、裁決報道一覽
HCCC69/2022、HCCC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