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剔除公司註冊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與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就違反「遞交資料通知書」的定罪及刑期上訴，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姬周四（14 日）全部駁回，鄧、徐即時服刑。鄒退庭前高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女懲教員伸手至其嘴範圍遮擋。
判詞指，認同原審判斷，指「外國代理人」不是控方須舉證的控罪元素，否則會有違《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及目的，辯方亦不可挑戰警方「遞交資料通知書」的合法性。而不論控方部分證物因「公眾利益豁免權」被遮蓋，抑或國安處證人拒答問題，均不涉審訊不公。
宣判前，鄧、徐二人會見記者，徐稱若今次被入罪，將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指全港民眾均知道，支聯會是市民自發。他又稱，會與律師商討上訴至終院。
鄒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被阻
同案認罪陳多偉旁聽
周四宣判前，鄧、徐在法院外見記者，其後會見律師，再步入被告欄應訊。被問及若敗訴會否尋求上訴至終院，徐稱會認真與律師團隊商討。
正因支聯會另案還押的鄒幸彤，開庭前由羈留室步入被告欄，與鄧互相點頭打招呼，她其後對旁聽揮手。鄧之後與鄒再對話，其後被身旁的懲教人員以手勢示意阻止。同案的認罪被告陳多偉、「阿牛」曾健成等到場旁聽。
上訴方周四由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得悉判決後提出為鄧、徐申請保釋等候再作上訴，法官拒絕。鄧、徐步入羈留室；鄒於退庭前高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身後的女懲教員即伸手至其嘴部範圍遮擋。
答辯方律政司由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代表。
判詞指上訴方提 6 理據
當中 3 項涉「通知書」合法性
判詞指，上訴方代表資深大狀戴啟思，提出總共 6 個上訴理據，其中「通知書」的合法性佔 3 個，包括爭議發出「通知書」的門檻，是「合理理由相信」抑或「是」外國代理人；以及「通知書」涉越權、具追溯力。
另外 3 個理據指，部分控方證據因「公眾利益豁免權」（PII）不對辯方披露，構成審訊不公；證人作供時有重大不當之處（material irregularity），即案發時任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獲准不就部分內容作供；以及發出「通知書」的「必要條件」，沒有先例可循。
判詞歸納 4 大爭議
判詞指，該 6 個理據可分 4 大要項。第一為法律釋義，即《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有否要求控方證明，支聯會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才可發出「通知書」。第二為案中證據是否支持原審兩個裁斷，即支聯會是附表五下的「外國代理人」；以及警務處長向保安局申請發出「通知書」的文件（詳見另稿）中，用於證明可發出通知書而指控支聯會的「事實」，是否真實存在。
第三為本案有否公平審訊，涉原審裁判官對 PII 的裁斷，以及其准許洪毅自行選擇不回答鄒幸彤提問的做法。第四為「通知書」的合法性，即涉案「通知書」是否符合附表五的要求，以及涉否越權、追溯力。
判詞指需審視可否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參照終院鄒幸彤六四煽惑集結案
判詞指，原審裁定辯方可在刑事審訊時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因當時沒有「外國代理人」發牌或登記機制，以及當時社會普遍認為（norm），除非被明確要求，否則組織沒有義務披露他們的組織結構、活動和收入。原審同時裁斷，控方毋須證明一個組織，實際上是否「外國代理人」。
判詞續指，有需要審視辯方是否可以在刑事審訊中，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而官就此參照終院近日就鄒幸彤六四煽惑集結案的判詞中，涉行政相關命令合法性，可否構成刑事審訊中辯護理由的部分。
判詞：《國安法》立法原意
不可能准於裁院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法官裁定，「通知書」的合法性不是本案的控罪元素，亦即被告方不可在刑事審訊中，以抗辯的方式挑戰其合法性；又指上訴人可循司法覆核的途徑挑戰，而事實上徐漢光曾提出司法覆核，惟其後撤回，故認為上訴人並非沒機會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判詞又指，國安向來是重要議題。觀乎《國安法》第 43 條（訂立實施細則）的立法原意，它授予警務處長闊寬的權力，調查涉危害國安的罪行。而實施細則提供了有效的行政程序執行《國安法》。由此，把警務處長決定發出「通知書」的理據，搬上刑事審訊中檢閱，不可能是立法原意。
判詞續指，再考慮支持發出「通知書」的資料性質，以及其或涉機密、特權資料，立法原意同樣不可能容許被告在繁忙的裁判法院（busy magistrates court），挑戰「通知書」合法性。而司法覆核會是較合理的挑戰方式；又認為附表五就發出「通知書」的門檻，僅為表面看來合理，而此觀點尚未受司法覆核推翻。
判詞指控方毋須證明
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對於上訴方提出，控方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才構成本案的控罪元素，官指同意原審的裁斷，即支聯會實際上是否外國代理人，不是控罪元素。
官強調，本案的控罪，是被告沒有遵從通知書的要求。如要求警方在按附表五行動前，就達至刑事審訊舉證的程度，有違《國安法》立法原意和目的。
官又指，參見同一附表下另一細項的做法，認為如要求警務處長先證明相關組織是外國或台灣代理人，方可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的做法，並不合理。
官因此裁定，辯方不可以挑戰「遞交資料通知書」的合法性（legality），而支聯會實際上是否「外國代理人」也不是控罪元素。
判詞：遮蓋 PII 物料、警司拒答問題
均不涉審訊不公
就案中有否公平審訊，判詞指原審有就著審訊發展，不時檢閱 PII 的披露程度，以確認審訊公平。官又稱應上訴人要求，檢閱本案 PII 物料，以判斷控方要求不披露的要求是否正確。官稱經檢閱後，認為遮蓋該批物料的決定適合，而沒披露的內容也不構成對上訴人不公平。
官又指，循謄本檢閱洪毅拒答涉 PII 物料相關提問的情況後，認為原審審訊時，已盡職地（diligently）協助鄒幸彤獲得相關資訊，而公平審訊不受洪毅拒答問題有所窒礙。
官駁回定罪、刑期上訴
指上訴人早已決定不遵通知
至於「通知書」涉否越權、具追溯力，官直接複述原審判詞，指同意原審裁斷，並稱定罪沒有不穩妥之處，因此駁回定罪上訴。
而就刑期上訴，官指本案判刑須達阻嚇性，即時監禁無可避免。上訴人一開始就明顯已決定不遵從通知書的要求，並付諸行動，例如高調舉辦記者會，以及向警務處長遞交公開信。因此原審的量刑起點沒有原則犯錯，也沒明顯過重，同樣駁回刑期上訴。
徐、鄧宣判前見記者
稱認真商討再上訴
鄧岳君、徐漢光於宣判前，在高院外見記者。徐認為，若今次被入罪，將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指全港民眾均知道，支聯會是市民自發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徐又指，控方未能說明支聯會是哪個國家的代理人，亦不能說明支聯會如何為此「神秘國家或團體」的政治目標而服務，認為「冇咗呢啲元素，根本冇資格問我哋攞資料」。被問及若敗訴會否尋求上訴至終院，徐稱，會認真與律師團隊商討。
鄧岳君則指，正如鄒幸彤所言，期望會有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辯論。鄧指，在六四事件前夕，民運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若不離開則會採取一切措施清場。他指，若今次上訴失敗，將會被判監，但六四事件的民眾卻是滴血街頭。
鄧、徐各曾還押 42 天
鄒沒保釋還押 547 天
翻查資料，3 名上訴人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案件首提堂時被拒保釋。鄧、徐同年 10 月 22 日獲准保釋，截至當天共還押 42 日。鄒則一直沒有保釋，截至判刑當天計，共還押 547 日。
綜合上訴聆訊內容，鄒幸彤等 3 人認為，警方發出「通知書」須達到確認支聯會「是代理人」的門檻，而非「懷疑是」；又指因原審容許國安處警司證人選擇不答問題，未獲公平審訊。答辯方律政司則認為，毋須證明被告是誰的「外國代理人」，因不屬控罪元素。
3 人原審罪成
判囚 4 個半月
本案為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定罪及上訴案件。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在經歷 16 天審訊後，於 2023 年 3 月 4 日，被原審裁判官羅德泉裁定違反《國安法》實施細則下的沒遵從「遞交資料通知書」罪成（下稱「通知書」），同月 11 日各被判囚 4 個半月。他們不服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鄧、徐暫准保釋，鄒幸彤則即時服刑。
控罪指，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於 2021 年 9 月 8 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案情指，3 人於 2021 年沒按警方發出通知書的指示，向警方國安處提交支聯會成立至今所有職員、在港舉辦活動及收支紀錄等資料。
《法庭線》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原審 16 天聆訊整合，請見另稿。
HCMA99/2023（WKCC36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