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涉披露負責元朗 7.21 事件的警司游乃強受廉署調查一案，高院暫委法官游德康裁定林上訴得直，撤銷其定罪。律政司不服，周四（7 日）在高院原訟庭申請終院上訴許可之證明書。官押後 7 天內頒判詞。
律政司一方提出，廉署調查須「密密實實」，惟法官的裁決會使該密密實實「唔會再可以保障」，因知情人可稱「我唔知廉署調查佢乜，但廉署就調查緊佢」，而不構成披露。另又爭議官引立法原意裁決時，錯誤理解「一般調查」為不涉一般罪行。
林卓廷一方則提出，法官的上訴裁決正確，因為法例不論中英版本，其對「該調查」及「該受調查的人」定義明確；另若接受控方的演繹，必然違反當初修訂條例時，收窄的原意。
律政司：廉署調查須「密密實實」
裁決影響相關保障
本案被告林卓廷，被控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 30(1)(b) 條「披露受查人身分罪」。林周四沒有出庭應訊，由大律師沈士文、黃宛蓓代表。律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代表。
譚耀豪陳詞指，政府申請上訴許可證明書，基於兩大理由。第一，認為本案的法律觀點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第二，有合理爭辯空間。就第一點，譚耀豪指「好簡單，廉署嘅調查一定係要密密實實嘅，咁多年都係」，惟法官的裁決會使「呢個密密實實呢，唔會再可以保障」。
譚引述法官的裁決書第 74 段，「上訴人均沒有直接或間接或隱含地對公眾披露游乃強當時是第 II 部所訂罪行下受調查人的身分」，指法官的言下之意及裁決影響，是若某人沒透露受查人，正因第 II 部罪行受查，就不構成相關披露。
譚提出，但廉署調查時會聯絡多人，以查詢相關公司戶口、紀錄等，就算廉署人員告知對方要保密，「但呢個人同公眾講，我話我唔知廉署調查佢乜，但廉署就調查緊佢，即係所有廉署嘅證人，都可以咁講，而無直接或間接隱含透露。如果係咁嘅時候，呢個保障就已經無喇」。
律政司：官引涉立法原意文件
或錯誤理解「一般調查」
譚耀豪又指，法官在判案書第 71 段，提出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收窄了《防止賄賂條例》第 30(1) 條，如拒絕廉署加入覆蓋「一般調查」的修訂要求。
而譚爭議法官或錯誤理解「一般調查」（general investigation）的定義，指官依賴 1996 年立法局內務委員會的文件。其中該文件對「一般調查」的定義來自樞密院判詞，而該判詞所指的「一般調查」，「係指無一個訂明，或者 suspected（嫌疑）嘅調查，而唔係涉及 general 嘅 offences （一般罪行）」。
林卓廷一方：官裁決正確
若接納控方演繹有違修例原意
代表林卓廷的大律師沈士文則指，其陳詞重點有三。第一，法例不論中英版本，其對「該調查」及「該受調查的人」定義明確（well-defined），「全部都係特定咗喺某個情況」，故從字面看來，法官的上訴裁決正確，而毋須進入 1996 年的修訂法例原意。
沈續指第二，若從法律修改背景看來，「係好明顯地將原先嘅範圍，『披露該受調查人』係乜嘢調查嘅範圍收窄」，即從整個《防止賄賂條例》內罪行的調查，收窄至條例內第 II 部罪行的調查，「如果接受控方嘅演繹…必然違反當初收窄嘅原意」。
至於律政司提出爭議「一般調查」定義，沈指如法官接納其上述兩點，則此爭議已不重要。而法例上，本案控罪要罪成有兩個要求，分別是「被告需要明知有人被第 II 部罪行調查」，以及行為為何。而林卓廷從無隱含，或直接、間接披露。
沈又指，從本案控罪詳情看來，控方的檢控基礎，是林卓廷向公眾披露「該項調查的人被查身份」，而該項調查是涉第 II 部罪行，指單憑控罪詳情，律政司的爭議是不會成立。
林卓廷被控違「披露受查人身分罪」
案中林卓廷被控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 30(1)(b) 條「披露受查人身分罪」。
根據高院上訴判詞，本案所涉控罪，立法原意是限制他人披露，有人正受廉署就《防賄條例》下「賄賂」相關罪行調查；但林披露游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受廉署調查，該罪並不在《防賄條例》中，故林沒觸犯法例。
不過法官並不接納，林卓廷辯稱他當時披露出於條文所訂的合理辯解，即「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的嚴重威脅」，指此舉會增加廉署調查和蒐證難度，並加大證據被毀滅或埋沒的風險，有「百害而無一利」。
本案律政司前代表為陳淑文
早前獲澄清制裁前已請辭
在早前上訴階段，律政司由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陳淑文代表。在反修例運動中曾涉襲警案的美籍律師 Samuel Bickett，3 月初於社交媒體 X 指，陳為首名遭點名制裁後，辭職的律政司檢控人員。
翌日律政司發稿指，留意到流傳有關離職消息，刻意提及該人出現在美國國會議員「威脅作出所謂制裁名單上」，為以正視聽，指該人已在名單出現前，即 2023 年 9 月已請辭。
律政司另重申，所有同事均一如既往無畏無懼履行職務，維護香港的法治；外國政客對律政司同僚作出違反國際法的制裁威脅，只會令大家更堅決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責任。
HCMA34/2023